货币论第39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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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长时期缺少黄金所招致的信用吃紧以及物价下落等危险,便不以中央银行所保有的为量极其充实的黄金总额为转移,而以为数少得令人感到不安的额外准备为转移。全世界的“货币黄金”由于被用作中央银行法定最低准备而不能生利的究竟占多大比例可以从下表中看出来:单位:百万英镑

①金券除外

②自从这一天以后,荷兰的法定准备啬加了一倍,因而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比例③按30

比塞大折合一英磅计算

上表当然是不全面的,但却包括了保有全世界黄金准备约3/4

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它显示出全世界约有2/3

的“货币黄金”被封存而置于无用之地了,既不能用来应付中央银行的实际需要,又不能用来减轻它们的恐惧心理。

法国新货币

法所产生的后果尤为突出。

二、正确的管理原则

我相信今天任何一个具有负责任的政府和强有力的中央银行的文明国家中,把有关中央银行准备的管理事宜交给该行不受束缚地便宜处理,比采用法律来规定它应该做什么,或者应当在什么范围内行动的办法好得多。这种法律(在没有法律的地方是具有约束力的惯例)所应当达到的目的是管理会员银行的准备,借以保证有关未清偿的银行货币总额的决定权都集中在一个机构手中:这个机构有责任在作出决定时从社会和经济的总体利益着想,而不从金钱、利益着想。此外,会员银行的法定准备额是可能有效的;所谓有效是指它们的实际准备将与之接近。因为在任何一个计划周密的银行体系中,会员银行都能从中央银行取得应付紧张局面的种种便利,而中央银行本身却没有这种便利可以依靠,因而必须维持一种超过法定准备的额外准备以便应付偶然发生的事故。会员银行的法定准备也是使它们出一分力量维持中央准备的一种手段。但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却不过把资金封存于无用之地而已;它的有效力量实际上完全在于它的额外准备。因此,我们就得出了这么一个奇怪的结论:法律规定的中央黄金准备越是紧,越是保守时,该行便越疲软,而且一有风波就越加会毫无遮拦地遭受灾难性的混乱。一个被迫用百分之百黄金作为银行资产的中央银行,它的处境并不比一个完全没有准备的中央银行好许多。

但是,即使是承认百分准备比或最高信用发行额的原则,也最好是把它应用于会员银行所持有的中央银行货币方面,而不应用在群众手中流通的银行钞票总额方面。因为,倘若有通货膨胀的趋势在发展时,在近代条件下,就时间观点来说,钞票的发行量乃是表现经济体系发生毛病的症状中最后出现的一种。要用调节钞票发行量的办法来维持货币的健康状态,正如同病疾已成坏疽出现之后企图施行猛烈的手术或切断肢体以维持身体的健康一样。

一般地说,在通货膨胀尚未达到足以提高生产因素的货币报酬率之前,除因就业量增加以外,钞票的发行量是不会增加的。这种货币报酬率一旦提高之后,再要压低,便很难不发生有害作用。

因此,我提出,法律只有在两个方面限制中央银行的自由裁决权才是有用处的。第一,在一个不安全的世界中,有意地将一定量的黄金搁置起来,在任何寻常状态下都不打算动用,而只把它作为应付最后紧急状况的准备,这种作法也许是明智的。因此,一个国家所保有的黄金准备应当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可以说是作战基金,另一部分则是应付寻常偶发事故或波动的准备。

但是第一部分却没有理由必须和钞票发行数量或银行货币量具有硬性的关系。就这种情形而言,法律便有理由规定黄金准备额不得低于明文规定的最低数字,而这个数字在大多数国家中却肯定应当大大地低于现有的法定准备。

第二,如果法律能够仿照法国原先的货币法规定出钞票发行量不得超出的最高限度的活,就可能有助于心理方面的信任感,而且可以证明它在紧急时期至少是一种有延缓作用的安全保障。钞票发行量既然没有理由必须遭受突然的或剧烈的变动,那末法定的最高发行额只要和商业旺盛时期的季节性最高预期流通额之间留有一个宽裕而不过多的边际也就够了。

法律要是规定了一个最低黄金准备额的绝对数字,同时又规定了一个最高钞票流通量的绝对数字,这两个数字得随时作合理的修正,而且选择数字时的用意在于使中央银行决定其逐日和逐年的政策时具有广泛的自由裁决权;我就认为任何进一步的保障措施,不论其用意是怎样地为了保持审慎,都只能使国家的通货制度变得更不安定,而不是更安定,有时甚至会迫使中央银行采取它本身也认为不明智而且可能发生危险的步骤。

另外还有一件事正式说来也是属于法律方面的,不妨在这里提一下,即银行货币以外的流通现金的形式问题。关于哪一种形式最好问题,目前已经有了相当一致的意见。第一,由于“货币黄金”时有短绌之虞,金币或其等值的金券,决不应当任其流通,而只应当专门作为结算国际债务之用。第二,应当只有一种形式的钞票,这种钞票应当由中央银行管理——库券和私人银行发行的钞票概予废除。

全世界正迅速接近这种状况。只有两个国家的货币还值得改革:——在美国,包括金券在内的各种证券,以至金币本身仍在照常流通。如果用联邦储备银行的钞票来代替其它一切形式的通货,就会为世界其他国家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在法国,法律已规定可以将金币投入实际流通。而且人们大有理由害怕某些方面有意在将来乘机利用这种规定。假使这种情形果然成为事实的话,无论对法国本身来说,或者对作为一个榜样来说,都是一种真正的不幸。

撇开法律不谈,中央银行究竟应当根据什么普遍的原则来决定它的“自由准备”的适当总额呢?黄金准备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一部分目的是在于提供流动资金以备最后紧急时期之用,——这一点可以由规定最低限度的准备来应付。另一部分目的则是由于心理方面的原因而来的,那便是提高信任感——然而这个目的很容易被夸大,因为公众舆论总是满足于惯有状况的;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英格兰银行极少的一点准备所促成的信任感并不小于法兰西银行大宗准备所促成的信任感。使群众养成一种希望经常而且继续不断地保持大宗“自由准备”的习惯,所以,实际上就是一种毛病的根源,但是黄金准备的主要目的在于应付国际负债差额方面的短期变动,用一句老话来说,便是在于应付“对外漏卮”。

因此,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便是应付对外漏卮所须保持的适当准备额应当根据什么标准确定的问题。当然,从长远来看,国际负债的逆差最后只能由中央银行按照本书第二十一章所讨论的方式,采取措施来影响对外投资贷付量和对外贸易差额来补救。不过这种措施,除非是猛烈得令人不敢领教之外,否则要奏效就是要时间的。此外,由于季节性或其它临时性的原因,往往出现一种临时的逆差,这种逆差经过一段适当的时期以后就能自行弥补,因而作安排时就不必打乱基本的经济因素。最后——假使货币状况的国际管理计划能够实现一二的话,那末解放黄金,并将准备额降低到已往的数字以下的做法许多时候都将对大家有利。

因此,中央银行在决定“自由准备”的常态水平时,第一必须考虑到国际负债差额方面的猝发变动的最高限度,发生这种变动的可能没有时间采取其它保障办法。第二又必须考虑到临时变动的最大限度,应付这种变动时应当不必作任何基本的调整。这两者和一部分决定于国民收入而另一部分决定于国民习惯的国内货币量似乎都没有任何固定的关系。他们反而受该国所经营的国际性商业、投资和金融业务范围的大小和可变性等因素的支配。

二十年前,印度事务局财政秘书莱昂内耳·亚伯拉罕爵士曾

提出备忘录,其中的主题就是从经典学派出发以探讨怎样依照上述各点来决定一个国家应付对外漏卮所应有的适当“自由准备”额。他当时面临着怎样使卢比汇兑率维持稳定的那一困难而带专门性的难题,并根据痛苦的经验而获得了正确的理论解答。他倡议建立了金本位准备,并将这种准备和通货票据准备分开保持,以便金融当局在应付外汇紧急状态时可以毫无束缚地自由动用。在决定这种准备的适当数额时,他曾设法对印度由于下述原因而造成的漏卮的大小作出合理的估计:其一是外国资金突然抽回所造成的漏卮,其二是印度出口货由于歉收或价贱而价值陡降所造成的漏卮,其中最重要的是黄麻,其次是小麦。①

象这样的计算,是每一家中央银行都应当进行的。一个国家(如巴西)的输出如果大部分取决于品种不多而价格和数量又可能发生极大变化的农作物时,其中央银行所需要的“自由准备”便应当大于贸易种类多而进出口总量又相当稳定的国家。从事大规模国际金融和银行事业的国家(如大不列颠),其中央银行所需的“自由准备”便应当大于和这种事业没有多大关系的国家(如西班牙)。

从表面上看,英格兰银行所需要的“自由准备”按国内货币数量的比例来说,应当比法兰西银行或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体系为多。事实上,英格兰银行准备却是惊人地少。在过去人们对这种情况的解释是这样一条理由:——伦敦商业中心在国际票据市场上的贷出量比借入的外国存款量大,因之便始终有力量立时改订贷款条件,以补救当时的局面。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伦敦的外国存款额大大地增加了,所以伦敦的短期国际债务是不是往往大于其贷出量就大成问题。但是上述保持狭窄的准备边际的理由也许大致可以改写为:伦敦商业中心能够改订借款条件,以便立时挽救局势。

然而本章并不打算讨论具体国家的实际问题。我们的结论是:一个国家目前以黄金和外币作准备时,其目的如果只是用来作为“战时基金”并作为一种安全保障,使之对于其直接国际债款的意外或临时性变动不致过分敏感,那么,为后一种用途所保持的准备便应当由中央银行自由动用:其正常数额应当从宽估计必须应付的取款要求大概可能达到多少,然后予以决定。

这一数量按可以立时从流通过程中抽回的钞票量的35%计算大概还不够。

第三十四章

各国中央银行的相互关系——国际管理问题之一

在第二和第二十五章中,我们曾经讨论过一个金融体系中的会员银行“创造”银行货币的自由裁决权的限度。我们看到任何个别银行除非是打算让自己的准备比发生变动(上升或下降),否则就不得不和该体系内的其它银行(包括中央银行在内)“采取一致步调”。它们可以一同前进,或一同后退。

一家银行在某一方面单独采取的临时活动可以加强、巩固或刺激其它银行产生向同一方向活动的倾向。可是除非其它银行也采取行动,否则,一家银行就不可能单独走得很远;因为不这样的话,它的准备资金就会有所增减,从而搞乱它的准备比。所以全部已“创造”的银行货币量是由那些决定整个会员银行准备资金总和的因素紧紧地支配着的。

由会员银行各自环绕其中央银行而组成的若干国家银行体系加上统一的通货本位所形成的国际银行体系,其行为在原则上和封闭性的国家体系基本相同。各中央银行在贷款政策方面的自由裁决权都受到这些政策对它们的准备的影响的限制——即这些政策究竟是促使它们从邻行取来准备资金还是使自己的准备资金为其所吸取;如果它们不打算让自己的准备比发生变动的话,便也受到同样的压力要采取“一致步调”,因为根据我们关于国际体系的假定,这家中央银行的客户和其它中央银行的客户也同样发生买卖和借贷关系,前一银行所“创造”的信用将对它本身造威一定大小的债权,象这样造成的债权却会落到其它中央银行的客户手中。

正如我们在下文中即将见到的那样,各中央银行据以管理其准备金的法律和习惯,在实际办法上有几个重要的方面和我们讨论会员银行时所假定的有所不同。但在开始时让我们先假定各方面都完全相同,只不过中央银行没有“银行家的银行”,因而必须将其准备以现金存储子其本身的金库中。然后再看看情形怎样。在这种情形下,每家中央银行都会有硬性的准备比,因此,假定采用金本位的话,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货币总量就由各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量硬性地决定了,如果黄金不用于流通过程,那未任何它的变动都将完全由每年新出产的黄金与工艺方面所使用的黄金量之间的差额决定。相反地,如果黄金用于流通的话,则在黄金流通量与黄金准备量之间将存在某种比例,长期说来这种比例或多或少是稳定的。它是全部有关各国所订的各种不同国内准备比(如银行总裁斯特朗为美国所订出的准备比)的加权平均数。

(参看本书第42

页)

让我们假定,就准备总额中新增的黄金供应量来说,情况是稳定的,也就是每年新增的黄金约略相当于世界黄金产量和劳务的年增量。我们的“基本方程式”却证明即使如此也必然不能保证获得稳定的物价水平。整个的世界金融体系仍会受到全世界新投资值与全世界储蓄总额之间可能产生的每一不平衡现象的影响。因此,对黄金的新供应量进行适当的管理后,仍将使我们遭受到每次信用循环的全部风暴,除非是中央银行在明确的目标下采取一致的行动进一步予以缓和。要是一两家中央银行采取单独行动的话,则除非它们的规模特别占优势,否则就不可能改变气候或控制风暴,正如单独一家会员银行不能控制一个国家体系的行为一样。假使有一家中央银行在繁荣时期中单独地落在后面,它就会被过多的准备资金压垮;假使它在不景气时期跑到前面去,那么它的准备资金就会很快地丧失。即使假定它愿意放弃自己的正常准备比,它的力量的限度仍将决定于它的剩余准备额对所有中央银行的总剩余准备额的比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金本位的作用,和那种在黄金量相对稀少或充裕的影响下通行的、比例可逐步变更(如本书第30

章第177

页所示)、会员银行硬性准备比制的作用确实没有很大的差别。长期的物价水平,除去其它货币因素的长期变化外,就要看可用作准备的新黄金比金本位国家的贸易增加得快还是慢而定,这一类又取决于金矿发现的速度、流通中黄金的适当使用、金本位国家的数目、以及人口的增加和按人口计算的贸易的增涨等因素。至于短期物价水平,就要看“基本方程式”第二项中的变动究竟是朝向膨胀方面还是朝向紧缩的方面而定。

可是,战前制度的执行在许多重要情节上根据这个标准说来却走了很大的样,而战后制度的执行则走样更远。因此,我们必须分析中央银行在国际体系中作为会员银行采取行动时所具有的“特性”;这些特性当我们分析国家体系的会员银行的行为时,并不存在或者还不重要。应予注意的要点有以下三点:

一、中央银行的准备比并不象我们在会员银行方面所见到的那样硬性,因为诱导会员银行将其实际准备维持得近于法定或惯例最低点或使之能如此的那些条件,在中央银行方面都没有得到满足。首先,中央银行一般说来并没有一个迅速补充准备的办法,相当于会员银行直接或间接地向中央银行贴现的那种便利条件。至于中央银行在国外保有余额或黄金以外的其它生息资产(其性质可以迅速地售与其它中央银行)这一方面,两者之间的情况才比较更为类似,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将加以讨论,可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其作用并不足以大大影响我们的结论的正确性。

其次,中央银行并不象我们认为会员银行所具有的情形那样,企图获得最大利润。因此,它在公开政策和国家利益等方面的各种考虑都会发生影响,使它所维持的准备高于法定最低额,甚至高于合理的审慎态度所要求的最低额。

从这点可以推论出,中央银行的准备比可能发生极大的变动。其幅度究竟有多大,在下面第257

页将提出统计资料加以说明。

二、我们曾假定,会员银行中的个别银行“创造”了银行货币时,它不能指望这项新货币能作为存款的增量大部分回笼。甚至在主要银行的数目已经减少到五家时,如此回笼的部分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至于中央银行,它的客户基本上是国内金融体系中的会员银行,而间接的又是国内的个别公民,这样回笼的部分最初可能较多。这项新货币有一部分肯定会直接或间接地用在外国或贷给外国,这样便形成了一种趋势,使中央银行的准备资金流失到其他中央银行中去。至于这些资金究竟有多少会转移到其他中央银行的客户手中,就要看下列情况而定:列入外贸范围的商品对当地消费者的相对重要性;关税对于国内外物价水平均等他的干涉程度;以及该国是不是一个敏感的国际金融中心。有些中央银行在短时期中可以有很大的独立行动的余地;而另一些银行(例如英格兰银行)则少得多。

三、在中央银行之间存在着一种竞争,讨论会员银行时可以略而不谈。

当然,在会员银行之间也有各种各样的吸引存户和保留存户的强烈竞争。可是,一般说来,这种竞争的形式不会是各银行在放款或借款时提供的竞争性利率。至少大不列颠是如此。银行间对于某种存款所给予的利率以及对于某种放款所收取的利率一般地都有一种协议或谅解存在。毫无疑问,在吸引或保留特殊客户方面还有一个竞争性的出价或削价的余地存在,这些办法一般是严守秘密的,并不对本行其他客户公开。但在它们所公布的利率之间并没有公然的竞争存在。这种情形是大有道理的:既然将款项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银行毋需丝毫费用,于是这种竞争方式就可能使全体银行的利润大受损失。如果不是大家按规矩不用这种竞争方式的话,个别银行发现丧失了准备资金时,就可能采取出高息套取其它银行的储蓄存款或提高贷款利率把它的借款客户赶到其他银行去(后一途径有时确被采用)这等方法来保持它的地位。

不管国内金融体系的会员银行间的情形怎样,各中央银行之间为了吸引存款户或是将借款户从国内银行体系赶到其他体系的银行中去,却经常使用公布竞争性或禁止性利率的办法,这就是银行利率政策的目标之一。在不同国家的体系中,相对银行利率的变动当然不能使各该体系中广大的普通存款户或借款户轻易地转移其业务,因为它们没有那种便利条件将他们的银行业务忽然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可是在国际金融业务中却有很大一部分边际情形可以按其所能取得的利率顺利地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因此,国际准备资金便有一批流动债权存在,任何一家中央银行丧失准备过多时,都可以抬价套取这笔资金。从另一方面说来,甚至是这批债权从一个国际中心转移到另一个中心,也还有某些障碍和费用存在,而在国内会员银行之间移转时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使国际间款项的流动不至对利率的差别过份敏感,并且可以防止款项流动过快或过多。这一点,正如我们在下面将要见到的(第三十六章第三节),对于国际体系的圆满运行是极为重要的。

我们现在可以约略地看到各中央银行彼此之间的相对状况和行为跟国内金融体系中的会员银行有什么不同。在短时期内,中央银行在“创造”银行货币量方面的自由裁决权比会员银行大:第一,因为它更愿变更它的准备比;第二,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它的“创造物”回笼的更多而且继续回笼的时间也更长;第三,因为它可以提供竞争性的利息率来移转其本身和其他中央银行间的金融业务,把这当成正常和公开的手段来保障自己的准备资金。可是,由于中央银行在这些方面的活动余地都受着限制,假定它要保证永远能应付外国金融体系对它的到期债权,它就必须注意三点,就是:一、它的准备比,二、它的贷款政策对于收益账上的贸易余额的作用,三、它的贷款政策对于长期和短期国际惜款动向的作用。

在一个封闭性的体系中,中央银行可以安然无恙地采取一种贷款政策,用以达到本身所确定的任何一种最近经济状况。可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它就只能在狭窄的范围内短期采取这种政策。牵涉到较大的变动和较长的期限时,它的政策必然会受到所有其它中央银行的政策的支配。如果一家中央银行改变政策的结果是按同一方向影响其它中央银行因而使它们跟着走(或者象我在上面所说的——采取“一致步调”),这就没有问题。可是除开短期的小变动以外,每家中央银行都必然要受全部中央银行“一般”政策的支配。

假使我们所说的中央银行是一家规模宏大的银行,那么它在这个“一般”政策中便占有较大的分量,因之便能比小银行更多地按照它自己的意图办事。

假使我们所指的中央银行打算让它的准备资金有很大的变动,这就会大大增加它使其它中央银行采取“一致步调”的影响。因为这将延长它持续执行它的独立政策的时期,并且它本身增减准备比的办法也能更多地使其它中央银行增减其准备比。甚至是小银行在短时期中独立行动的程度也会由于它对国际短期资金流入或流出这个体系是否加以阻碍而大受影响,这种阻碍的性质将于第三十六章第三段中加以讨论。

显然,国际金本位(或者任何其它国际本位)的主要作用是使各个国家取得一致行动——每个国家都必须和每个其它国家的一般行为取得一致。这种办法的优点是足以防止个别国家发生愚蠢和异常的行为,它的特点是:妨碍了各中央银行处理其本国的问题;妨碍了人们另辟途径地提出明智超乎一般的政策改进办法;而且当一般行为受着黄金总量这类的盲目力量的支配时,或者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中央银行方面没有协同一致执行精心拟定的政策而是乱来时,这种做法无论在长期中还是短期中对于取得最适状态来说都将不起作用。

前面已经指出,当金本位充分施行时,信用循环便普遍具有国际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必然的事情,个别中央银行既不能向膨胀方面走得太远,也不能向收缩方面前进得太多,除非是其他中央银行也或快或慢地向同一方向采取行动。国际金本位对于膨胀或收缩本身并未论及,它的任务是保证任何中央银行膨胀或收缩的步调都不致过份地不同于体系内其它中央银行。根据一般平均行为法则,这种办法可以避免大规模的波动,可是由于它所引起的复杂局面以及缺乏集中指导等情形,所以便滋生了中等规模的波动。

假使某些中央银行在短期内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支配一般步调,而且能使其它银行随着它们所规定的步子走时,它们要是利用这种力量来搞出一些和整个国际形势不配合的国家政策的话,这种国际制度的运行状况就特别糟。

因为这样就会使其它中央银行中造成一种极剧烈的不平衡局面。有人认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体系1929

年的行为以及法兰西银行1930

年的行为从这种观点看来都应受到抨击。我深信,英格兰银行在十九世纪某些关键性的时期的行为也都如此。可是,我认为在批评中央银行为了本国人民的利益而行使每家中央银行都乐于享有而且乐于不受限制地自行斟酌运用的那些权力时,我们应该略加审慎。假使英格兰银行自信在1928—29

年时有权采取宽松的信用政策来满足国内物议,它是否会为了不给美国的膨胀潜势火上添油而不这样做呢?也就是说,它是不是准备不让英国的就业人数达到最适量以便促进美国的稳定局面呢?还有,当英格兰银行在英国还未恢复金本位前数年采取通货紧缩政策时,它确信,尽早按战前平价恢复全本位是攸关大不列颠国家利益的事;我们能不能希望它因为这项政策可能使欧洲其它各国的问题转趋恶比而受到很大的影响呢?

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利害关系可以真正有分歧;我们期望于各中央银行在国际关系方面的大公无私精神,不能远超出民族感情和本国其它政府机构的行为。

因此,在以下的几章中,我将寻求一种和各个国家的利益能适当相容的解决方案。

第三十五章

金本位——国际管理问题之二

一、黄金的贪婪

黄金被选为衡量价值的标准主要是根据传统观念而来的。在“表征货币”

未发展前,由于前面多次提及的那些理由,人们很自然地要选择一种或几种金属作为最宜于保存价值或控制购买力的商品。

约在四、五千年前,文明世界已经开始确定用黄金、白银和铜铸造金镑、先令和便士,但其中白银占首要地位,铜据次要地位。迈锡尼人却把黄金放在首位。其次,在克勒特或托利安人的影响下,在欧洲和地中海北岸一带,铁曾经短时期地取代铜的地位。波斯帝国阿基米尼王朝保持了黄金和白银在规定的比价下同时并用的复本位制(直到亚历山大推翻这个王朝时为止),这时世界上又确定使用金。银和铜,白银又一次占了首要地位。此后在一个长时期中,白银一直处于领导地位(除了在罗马的君士坦丁堡黄金的势力曾一度抬头),其间穿插着几次不十分成功的试行金银复本位制的做法,在十八世纪和十七世纪上半叶特别如此。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50

年中,黄金取得了最后胜利,才结束了白银的这种地位。

弗罗伊德博士说,在我们下意识的深处藏有特殊原因说明为什么黄金特别能满足强烈的本能并且可以作为一种表征。①古时埃及教士曾将这种黄色金属灌注上一种魔力,至今从未完全消失。黄金作为价值的储藏物说来,虽一直拥有热衷的追求者,可是作为购买力的唯一标准说来则几乎还是一个暴发户。到1914

年时,黄金在英国取得法律上的地位还不到100

年(虽然事实上取得这样的地位已经超过200

年了),在其它大多数国家中还不到60年。因为除了几个短时期外,黄金一直是为量太少,不足以用作世界主要通货媒介。黄金是,而且一向是,一种非常稀少的商品。一艘现代的邮船在一次航行中便能装运七千年所淘取或采掘的黄金横渡大西洋。隔上500

年或1,000

年,也会发现一个新黄金来源,——十九世纪下半叶就是这样一个时期。

接着金量便一时充裕起来。可是一般说来,黄金始终是不足的。

近年以来,黄金的贪婪设法披上了前所未见的尊贵外衣,甚至在两性关系或宗教领域内也是如此。至于起初披上这种外衣是否为了在鏖战而后获胜的反复本位制的斗争中作为必不可缺的甲胄,而现在仍然披着这种外衣则象拥护使用黄金的人所说的那样,因为黄金是预防不兑现纸币的灾害的唯一手段,抑或这终归是一件见不得人的弗罗伊德式的外衣,这类的问题我们无须多管闲事地去探究。可是,在我们对它的要求进行科学的以及可能公允的研究之前,最好是先提醒一下读者他所熟知的事实:——黄金已经成为保守主义的一部分工具,而且在处理时也不可能指望不带成见。

可是,我们这一代人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到最后也许是一个致命的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将他们小量的积储投入国家的熔炉中。

以往战争往往是使黄金分散,比如亚历山大分散波斯庙宇的藏金①以及皮查罗分散印加②的藏金就是例子。可是这次战争却是黄金集中到各中央银行的金库中去,而各中央银行并未放出黄金。因此,几乎全世界的黄金都从流通中被抽出来了。它不再转手流通了,人们贪婪的手掌也不能再接触到黄金了。

钱袋、长袜和洋铁盒中那些小家神都已经被每个国家中隐藏在地下的一尊黄金偶像吞没了。黄金不见了——再一次回到了土中。可是当我们不再看到那些小家神全副黄色盔胄地在世上行走时,我们又开始为它们的存在辩解,过不了多久就不会有什么东西剩下来。

因此,漫长的“商品货币”时代终于在表征货币时代之前消逝了。黄金已不再成为铸币、贮积或财富的实体债权了;而在原先人们只要抓住这种实物,财产的价值便跑不了。此后,黄金变成了一种远为抽象的东西——仅仅成了一种衡量价值的标准,而这种名义上的地位,也只有当某一中央银行膨胀或紧缩表征货币的程度和邻行的行为不协调、因而使极小一宗黄金不时地在一群中央银行间转移时,才得以维持下来。甚至这种小宗的转移也由于不必要的运费而逐渐有些不合时宜了。有一种所谓“认权储存法”的最新办法就是转移(黄金的)所有权而不挪动地点的办法。①这种情形无需跨进多大的一步就到了下一种安排的起始,各中央银行通过这种安排无需正式宣布黄金的作用,这种金属实际上深藏在它们的金库中,但用一种现代化的炼金术,就可以让它的数量代表多少就代表多少,也可以让它的价值代表什么就代表什么。所以,最初和它的伙伴白银象日月那样高居在天的黄金,已经首先放弃了它的神圣属性来到凡间成为一位专制君主,于是就可以进而俯就严肃的立宪君主之位,由各中央银行组成的内阁辅弼,它可能永不需要宣布成立共和国。然而,这还不能作为定论——事态的发展也许完全两样。黄金拥护者要避免发生革命的话,他们就必须极端明智和稳健才行。

二、拥护金本位的理由

在现代的条件下,按照晚近的经验看来,拥护金本位的理由如何呢?

(一)有人替黄金辩解说,它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曾经很成功地维持了相当稳定的购买力。我在《货币改革论》中(第164

及以下各页)曾经简短地讨论过而且也部分地承认了这种主张。可是这一点肯定地不是由于黄金的供应有一种固有的趋势和需求步调一致。正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的,在“表征货币”未发展之前,黄金供应量足够作为世界主要通货媒介之用的时期毕竟是很少见而且是时断时续的。如果有任何金属可以恁悠久的经历而要求这种地位时,那也必然是白银而不是黄金。黄金的近代管理规章是和“表征货币”

同时发展的。金本位可以声称在第一次大战前50

年中保持了物价水平的稳定——这并没有什么可以夸耀的地方,完全没有;肯定他说,这一点在很大程度内应当归功于黄金使用者的管理得宜。在这个期间的前半叶,世界各国都逐步采用了金本位,其速度受到黄金新供应量相对充裕程度的影响;而在后半叶时,“表征货币”迅速占上风,节约使用实际的黄金以及“表征货币”

的黄金准备的办法的发展速度也同样受到黄金供应量的影响。

因此我觉得,如果认为黄金的供应具有任何特性可以使之机动地成为一种稳定的价值标准,那便是一种幻觉,除非是指它和一切耐久品所共有的特性——也就是不论任何一年的总供给量增额大概都是很少的。除此之外,黄金之所以能维持价值稳定,取决于有意识地调节需要的方面多,而取决于供应条件的方面少;已往的情形是如此,将来的情形也会继续如此。

然而,我们不妨在这里插进一些可以得到的最新资料,说明黄金供应量相对于现行办法下的世界需求量而言,现在和将来的情况如何。

基钦先生对于欧战以来黄金产量以及其在各种用途方面的分配等估计数字载于下表中。①

工艺②



世界金币储量:④

这些数字唯一可以訾议之处就是关于目前每年工艺用金的估计数字。基钦先生可能低估了欧战以来这方面的用金量,这项黄金的供应来自以往处于流通过程中而逐渐由持有者让出的金币。我们有理由说:以这种方式从欧洲各国,特别是从法国和俄国进入市场的潜在供应量足以使工艺方面的消耗量大于基钦先生的估计量,大概是20,000,000

到25,000,000

英镑,而不是15,000,000

英镑。①情形果然如此的话,那未在往后的若干年中,当上述工艺方面的供应来源不断枯竭时,可作金融用途的余额就会比基钦先生的估计数低50,000,000

英镑。②至于将来的产量,基钦先生估计未来的5

年大概可以维持目前的数字;德兰士瓦新产地的增产量约可抵消旧的耗用量,因此该处的总产量将没有变化,而加拿大和俄国小量的增加又可抵消世界其他各处的降低。他预料在1940

年以后将急剧下降。根据这个基础,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过去和未来全世界货币黄金储量的变更如下:(单位:百万英镑)全世界货币黄金储量中间时期的增加数1867

年519

1893

年774

26

年中增加255=每年增1.5%1918

年1,909

25

年中增加1,135=每年增3.7%1928

年2,282

10

年中增加373=每年增1,8%1934

年2,572

6

年中增加290=每年增2.0%关于世界各国的一般经济发展的速度,最常见的推测是每年3%——我想正是卡斯尔教授自称作出了这个推测。如果这个推测大体上准确的话,①那末,假定货币办法不变,黄金的新供应量,就会不足以维持物价水平,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每年将有下降1%的趋势(积累性的下降)。可是,在我看来,这一点不能和以下的事实等量齐观:现在全世界的货币黄金有90%为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所持有,这项总额在各国之间的分配比例极不平衡,对于各国的经济活动量也不存在稳定的比例关系,下表便说明了这种情形:②

每年年底各主要国家间黄金分配的百分比如下:1913:(a)银行库以及流通中的黄金量。

(b)中央银行和国库中的黄金量。

从上列两表中可以看出世界货币黄金总量有一半在美国和法国。而且最近三年半以来仅法国一国所吸收的量就超过全部新可用货币黄金量很远。在另一方面,从1923

年12

月起的六年半中,美国和英国所持有的黄金量几乎没有增减。假使我们只考虑最近的将来,比方说最近的五年,各中央银行增减准备的政策显然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新的黄金产量是否敷用,须视美国和法国的中央金融机关的决策而定。

可是,我却不会想方设法地要让这统计的概观具有决定性意义。近代最惨的物价波动都与利润(或商品)的膨胀和紧缩有联系。这些波动间接他说来虽然也可能和实际黄金的供应量的变动有关,但直接他说来却取决于全世界备中央银行全体对于与自然利息率相对的市场利息率所采取的政策的总合效果。甚至是在有表征货币存在的情况下,物价水平上涨或下跌的长期趋势也比短期变动更加受到长期黄金供应量的影响;但与短期和中期内显著存在的利润膨胀与紧缩相比时,这种长期趋势对经济福利来说还是次要的因素。

因此,国际金本位制能否站得住脚就必然要取决于应付这些波动的能力——这一问题我们将在往下几章中详加讨论。

(二)有人认为黄金能使各国杂乱无章的通货体系合乎标准。它使任何系身于国际金本位体系的政府或中央银行在自由裁决权方面受到了限制,使之在独立行动方面受到了拘束。这也许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可是人们说:它保持了某种标准的效能,避免了剧烈变动和肆无忌惮地越轨的政策。

只要一个国家不断地依附金本位制,这种制度便有了力量。可是,经验(涉及面广,几乎没有任何例外的经验)证明,当严重压力来临时,金本位制通常就被束之高阁了。如果说在国内实施管理本位都靠不住的政府当局,在实施国际金本位制时能靠得住,那便是一种没有根据的看法。其实人们的看法——迄今并没有事实证明还有未曾尝试过的办法——却与此相反。因为施行国家管理制不致使国内经济受到继续依附于国际金本位制的做法那样受到的强烈压力。因此,前一种情形所固有的困难和必须作出的牺牲就会比后一种情形少。

此外,即使国际金本位制能使散乱无序的国家达到标准,但它也会使先进的国家停留在其它情形下所能达到的货币管理标准之下。因此,正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金本位制是保守主义的一部分工具,因为保守主义始终是更多地关怀使人类的制度不要从已经达到的进步程度上倒退下来,而不那么关怀促使已经可以前进的方面前进,甚至不惜“推翻”地位较弱的同胞的“思想观念”。并使那些得来不易、尚未巩固、但至少能借以保持一点点良好作风的惯例办法发生问题。

(三)然而大体上说来,我认为,国际金本位制(或仍能具有此名的科学而明智的修正办法)的说法是否能成立,要看我们对于理想的价值标准(不管它在其他方面的情形如何)应否具有国际性质这一问题的答复如何而定。

因为如果我们十分强调我们的价值标准要具有国际性的话,那未在未来的许多年中要使国际间遵守一种与黄金毫无联系的本位就是完全办不到的。此外,假使我们能排除科学管理的世界本位制所遭遇的重重障碍的话,那末要使它具有一种黄金的外貌也不会增加多少困难。如果世界货币制度是由一个超国家的机构以耳听八方之聪加以管理,而这项计划中又有一部分规定黄金在各地都不得投入实际流通,那末由于我们能随心所欲地厘定金本位的价值,于是便不论理想的价值标准是什么都能和金本位价值的形式相容了;——这一点只要那个超国家当局把黄金加以管理使之符合于理想的本位。我们对于黄金的礼敬和尊称也许会使我们在购买金矿的当前产品时每年支出一笔费用;不过这方面最坏的情形也就不过如此而已。

可是理想的本位能否肯定是国际本位呢?人们通常认为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根本用不着多说。据我所知,除了拙著《货币改革论》第四章中有所质疑而外,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见过提出问题。人们认为国际本位为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提供的那种便利和方便已经足够确定这一问题了,并认为缺乏国际价值标准正象关税之类的制度一样愚蠢地妨碍了国际间的流动性,这类东西由于搞错了方向,原想使个别地区获利,而实际上却使整个世界都趋于贫困了。

至于反对方面可以提出的理由,一直被一般人所忽视,我们在下一章中必须公允地加以讨论。

第三十六章

国家自主权问题——国际管理问题之三

一、国际管理制度的进退维谷局面我们已经看到,国家或国际性的货币管理时常呈现出一种两重性。一方面,由于货币因素数量相对于总产量而言有持久性变动,于是便使平衡物价水平产生了长期性变动,也就是使效率收益水平产生了长期性变动。另一方面,由于投资因素有暂时性的不平衡——我们曾将这种现象概括地称作信用循环——于是就坏绕着平衡物价水平的长期趋势产生了若干短期变动。

就第一方面来说,国际体系中的成员必须将国内货币的长期价值和国际本位的长期价值紧密地结合起来。这一点必须作为不可避免的事情接受。我们要是相信国际本位的好处的话,也会认为这是值得欢迎的。至于第二方面,每一国家当然要尽一切可能避免暂时性的波动。当国内开始出现投资不平衡现象时,国家将不管国外的情况如何,都竭力设法遏制;而当国外发生投资不平衡现象时,则将竭力避免卷入。这样看来,由于投资不平衡并非各处同时以同一程度发生,所以一个国家体系就可能受着情势的驱使而要采取措施保持本身的投资平衡,这种措施对同一国际体系中其它会员可能是不适合的。

各会员只在这种情形下自然而然地希望保持短期独立行动的心情引起了极大的困难。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见及的,参加一个国际体系的要素是国际平衡(就是g=o,意指一国的对外投资贷付与它的对外贸易差额相等)要求每个会员国家银行政策应当以所有其它会员银行的一般行为作为主要标准,它本身自动独立地对于最后结果所起的作用则是轻微的。假使任何国家背离这个标准,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黄金流动。

用一种假定情况也许可以清楚他说明这种困难——即国际金融体系是完全流动性的,也就是各种国际汇兑率都是严格固定的,因此从一个国家汇款至另一个国家却毋需费用,每一国家的金融家又只追求最高利息率而完全不计较贷款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事情很明显,世界各处的利息率必然会趋于一致。假使任何国家试图维持的利息率高于邻邦,黄金就会流入该国,最后要不是使它让步便是由于它吸收了世界上所有的黄金而使国际体系遭到了破坏。假使它试图维持一个较低的利息率,黄金就势将外流,直到它放弃了这种政策或由于丧失了它所有的黄金而退出国际体系时为止。因此,它的独立行动权的大小和本国的需求并没有关系。

然而,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见到的,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当一个国家的利息率是由外界的形势为它决定时,它便不能在国内达到投资平衡。如果它的国外存款余额缺乏弹性而它又不能在世界利息率下把它的全部贮蓄吸收到新的投资中去,这种情况便将发生;甚至在它的国外存款余额有弹性,如果它生产成本中的货币成本粘滞难动时,这种情况也有发生的可能。此外,还有各式各样其它理由说明为什么维持本国的日常投资平衡时可能要使当地的利息率和国际利息率发生一些距离。

这就是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一种进退维谷的现象——一方面要根据国际本位保持国际体系中各会员国货币稳定性的优点,同时又要保持每个会员国对于国内利息率和对外投资贷付量方面的充分自主权。

我想,某些主张在大战后普遍恢复金本位的人并没有充分预见到各国是怎样迫切地要求自主权和独立行动。他们想道:一种货币的自动稳定将通过每个会员国家自觉自愿地或实际上出于被迫地同意根据整个体系中的一般行为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就可以达到一种自发的稳定性。从这种观点来看,在金本位的理想运行状况中永不会有黄金流动的必要(按照适当的比例分配新产的黄金不在此例)。因为,假使每一中央银行能放弃它的独立行动权到一种程度,以致同意始终用一种方式调整其信用政策,使其金库中的黄金不致大量流入或流出,这时就能得到最大限度的自发稳定。假使每一家中央银行能使(或让)黄金流入或流出尽量影响它的信用条件,也就是使它按照情况驱助银行利率上升或下降到转变黄金动向所必须的程度,则上述效果就可实际充分达到。

假如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斯特朗干1927

年在国会的物价稳定委员会中作证时曾说:

“到了相当时期,当原有金本位国家恢复金本位的做法使世界各处的物价受到影响时,以及银行准备因此而重行调整时,我认为势将采取一种极重要的步骤使物价趋于稳定。①..欧战后,国际间不存在黄金的自由流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能指望达到那种由于调整国内和世界物价而或多或少地获得的自发稳定。当我们没有恢复黄金的自发流动,从而影响银行准备,并使准备的丧失自发产生的反响发生作用时,我认为我们就不能从联邦储备系统中得到那个时期来到以后所能获得的圆满结果①..当我们能象前些年那样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来临时,我深信许多须要运用目前形势下所必需的管理措施的事都将消失。情形将具有更多的自发性。我们将无须象现在这样倚靠我们的判断力,而能更多地倚靠自然的力量以及共对物价的作用;这种作用我已经粗略而不充分地叙述过了。”②

米勒博士在同一场合下作证时,背景也许就是同一种原理和同一类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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