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第37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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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段话使我们要对当前局势再提出一个意见。我再一次地指出:全世界各中央银行都不愿意任令市场利息率尽快下跌,这对于目前说来是最大的流弊,对于经济在最近将来的发展说来也是最大的危险。战争结束已经10年了。储蓄量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规模。但是其中有一部分却由于各国中央银行不肯让市场利息率降低到使储蓄量能被投资需求全部吸收的水平,因而被浪费掉了,被洒在地上了。欧洲各国恢复金本位的时候,同时采取了一种政策,使利息率保持于人为的高度水平上,目的是为了便利紧缩的产生。

1929

年联邦储备局和华尔街的斗争,一部分是前者搞错了方向,力图阻止利息率到达其自然形成的水平。

尤其是在大不列颠,一直有一个学派认为:使利息率为了战债转换的利益而长期降低的办法是:通过一个节约运动来促进储蓄,同时又通过一个“经济”运动来阻碍投资;——他们忘记了,不作投资之用的储蓄无异覆水于地,对国民财富不能有丝毫增补。唯有投资(也就是以资本品的形式增加物质财富的生产),才能增加国民财富,也唯有投资才能在长期中使自然利息率下降。

但瞻望前途时,就全世界而论,我认为未来二十年的前景将表现为一个强大的趋势,其中自然利息率将下降。但有一种危险是:目前中央银行阻止市场利息率尽速下降的政策将使这种趋势的成熟被推延下去,并且不必要地造成许多浪费和萧条的状况。我在第三十七章第四节中将回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第七篇

货币的管理

第三十一章

货币管理问题

一、通过投资率控制物价

银行体系对于单种商品的价格或生产因素的货币报酬率无法直接控制。

它对于货币量实际上也不能作任何直接的控制。因为近代银行制度有一种特征是:中央银行随时愿意按照规定的贴现率不论数量以货币购入某种被认可的有价证券。

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虽然还要对中央银行的所谓“公开市场”业务提出一些保留之点,但大致说来,控制整个银行体系的因素乃是银行贴现率。因为唯有这种因素才是直接受制于中央银行当局的意志和裁可的因素,引起的变动都必然是从这一因素中产生出来的。

实质上,这就意味着当前世界的物价控制是通过投资率的控制而实现的。中央银行当局不论是通过银行利率发生作用还是通过公开市场的交易发生作用,除了影响投资率之外便别无它法。可是我们的“基本方程式”曾指出,如果投资率可以任意加以影响,它便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平衡因素,在任何必要的程度中,首先影响整个产量的物价水平,最终作为物价对利润的效应的反响而影响生产因素的货币报酬率。

因此,“货币管理”的艺术,一部分在于拟定专门的方法,使中央当局能对投资率实行迅速有效的灵敏控制;另一部分则在于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和预测能力,以便将各种专门方法在适当的时机应用到适当的程度,因而在物价和报酬两方面都能对受管理的货币体系所厘订的任何终极目标产生有益的效果。

本编的内容主要是探讨有关专门性的控制方法。首先要谈的是中央银行与本身的会员银行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对会员银行鼓励或阻抑本期投资率的全部行为问题,建立一种不得违抗的集中统制的问题,这是第三十二章所要讨论的主题。接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在本书前几部分已经事先谈过许多了,内容是:假定“中央机构”对于会员银行已经建立了有效的统制之后,它是否真正有力量把投资率控制得象我们所假定的那样完整,这是第三十七章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以上两章之间,我们将在第三十三章中研究中央银行本身的自由裁决权所受或所应受的法律限制。在第三十五章中,我们将简短地叙述国际“金本位制”;在第三十四和三十六两章中,我们将研究中央银行与国外类似机构的关系中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及其错综复杂的情形。最后,在第三十八章中,我们将进而探讨对于全世界的货币事宜是否有进行超国家管理的可能,并且在结论中提出几点回顾。

不过在没有谈到上述各种问题之前,先稍微谈谈货币管理问题的一类错误看法也许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类错误看法几乎是所有异端学派货币改革者所共有的特征。他们都十分真切地认识到现行货币制度中的缺点,可是当他们提出补救方案的时候,却忽视了某些基本原则。我认为,这类错误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货币制度与利率的深远关系以及其与资本投资率的深远关系而产生的。

二、银行家的双重职能

银行家可资放贷或投资的资金相当于存户帐内贷方存款总额的绝大部分(接近90%)。假如所存入的是“储蓄存款”,那么他不过是一个移转借贷资本的居间人;假使所存入的是“活期存款”,那么他一方面是存款者的货币供给者,同时又是借款人的资金供给者。因此,一个现代银行家便负担了两套不容混淆的任务。由于他能发生票据交换作用,通过借方与贷方的帐面记录来回移转各不同客户间的本期支付,于是他便提供了国家货币的代替品。但当他吸收群众的存款,然后再用来购进证券时,或是用来向工商界放款、主要应付他们在营运资本方面的需要时,他又在某种特殊的投资贷付方面形成了居间人。

这种职能的双重性是研究现代“货币和信用学说”中许多难题的线索,而且也是某些严重的混乱思想的根源。

当商品货币通行的时候,货币单位的供给和某种特殊投资贷付之间并没有如上述的紧密关系。但是表征货币一旦出现以后问题就发生了,不管怎样迫使表征货币模仿商品货币的行为都是一样。由于制造表征货币并不消耗真实的资源,所以当公众持有较多的表征货币单位时,这种“货币”的发行者便有一笔货币可以贷放出去,其价值等于公众因为得到了较多的现金的便利而自愿作为代价放弃不用的真实资源的价值。

当表征货币(以银行货币形式出现)的发行者把它们作为借贷资本居间人所具有的职能和这种发行职能结合在一起,并且进一步把他们以居间人身份所获得的资源和作为表征货币备办人所获得的资源合在一起,然后再进而把这两种不同业务所产生的总会收入作为一整笔资金贷放出去的时候,货币的发展便进入了下一阶段。

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在过去也许比目前更易区分。因为开初的银行存款绝大部分是储蓄存款,而银行钞票则大部分当作现在的活期存款用。在某些国家中,这种区别仍然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但是在大不列颠,1844

年的银行法窒息了“银行钞票”的发行,而且使这两种存款的区别不复能辨认了。

到了近代,银行终于控制了雄厚的资源,而且建立了无远不逮的组织,以致远驾乎其他方面之上而成了最大的职业短期放款者。因此,它们当然会感到有责任来满足社会上对于这种借款的变化不定的需求,而这种责任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它的提供货币的那种责任。

近代银行事业所遇到的两难局面就是怎样才能把这两种职能满意地结合起来。作为表征货币的备办者,银行体系有责任维持这种货币事先厘订的客观标准。作为根据某类条件和情况而放款的资金备办者,银行体系又有责任按照平衡利息率(亦即按照自然利息率)尽力使这种贷款的供应符合其需求。

此外,如上所述,客观标准的维持,在一种特殊方式(其严格性质一般被忽视)下,和银行体系以放款人的身份为便利新资本的投资而规定的利息率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一理由,当银行体系充分完戍这两种任务中的一种时,既然有时不免与另一种任务的充分完成发生矛盾,于是握有银行体系控制权的人便不得不决定哪一种目的应该优先。要是认为两者不必有所先后的话,就必须在两者之间求得一种正确的折衷办法。

有些人断章取义地在上述真相中挑出一部分,而对另一部分则盲目不加辨认,这样便使大量非经典学派货币文献的著文者之间产生了许多特别的、互相冲突的观点。一方面是银行家,他们由于遵循从实践中所学到的一些粗略的“经验”法则,所以在行动上尚能保持一定的稳健状态。另一方面,是世界上那一批完全摆脱利害关系的异端学派和怪异思想家,他们的人数和热忱都非同小可。本书作者由于写了一部《货币改革论》并且反对恢复金本位制,曾被他们过奖为同情者。我难得有一个星期不从世界各处收到各种不同文字所写的书籍、小册子、文章或信件。这些东西都属于同一性质,而且所用的论据也基本上相同。①对任何一个研究货币理论的人来说,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个洪流,对它应当表示多少尊重和礼遇,应当在这上面花费若干时间,——尤其是当他感到异端学派的极端不满比银行家的怡然自得远为可取的时候,便成为一个难题了。不管怎样,完全置之不理总是不对的。因为象在目前所讨论的情形下,异端学派既然能够在两百年之内盛而不衰(实际上,自从有表征货币以来即已如此),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正统经济学派的论据不会是全部令人满意的。异端论者是老老实实的知识分子,敢于坚持自己的结论;即使是奇论惊人,也只要得出这些结论的思路不是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就坚持。当他们的惊世之论的性质象目前所讨论的情形这样,——只要是正确的,就能使受苦受难的人类解除了许多经济弊端,——他们那种顽强精神就被一种道德的热情所鼓舞和加强了。他们象苏格拉底一样,决不低头跟着自己的论点跑到底。他们值得尊敬: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的任何人都有责任澄清这一问题使异端学派和银行家在共同的理解下调和起来。因此,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分析是否可能得出一个使双方言归于好的论点。

差不多所有的异端货币论者学说都含有一个共同的要素。他们的货币和信用学说都同样假定:银行总有某种方法能让任何人都不费真正的成本,使工商业界在真实资金方面所能提出的一切合理要求都得到满足。而且,如果它们对自己的债权提出限制条件的话,那也是按照借款人用款目的的标准而提出的。

因为他们的说法是这样:货币(指贷款)是工业的元气。如果可按宽松的条件取得足够的货币(指贷款),就不难充分运用生产因素的全部可用供应量。对于工商业者个人来说“银行信用”便意味着“营运资本”;从银行得到的贷款,为它提供了支付工资、购买原料的手段。因此,如果可以无限制地取得充分和储备贮存品的银行信用,那么失业的现象就决不会发生。于是他们就问道:银行如果可以“创造”信用,又为什么偏要拒绝人们的合理需求呢?所费很少或者全无所费的东西又为什么要取费呢?在它们看来,我们所有的麻烦似乎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产生的,即银行垄断了创造信用的权力,通过信用供应的人为限制以便收取代价从中取利。否则,它们既然掌握了这种魔术似的权力,又为什么竟会如此吝啬呢?为什么工业家所持有的营运资本不敷所求或者被迫为之付出五厘的利息呢?答案只有一个:垄断这种魔术的银行家不肯多用他们的权力,以便抬高代价,假使面包商是一个能够使石头

变成面包的闭关性公司,他们决不会因此而按照四磅石头的成本减低面包的价格。有魔术发生作用的地方,除非把它国有化,否则群众便得不到全部好处。我们的异端学派确实承认通货膨胀必须防止;可是这种现象只有当被“创造”的信用不能适应任何生产过程时才可能发生。提供信用以满足营运资本的真实需要是决不会造成膨胀的,因为这种信用是“自清自偿的”;而且当生产过程完成的时候,就会自动清偿。异端学派作出结论说,货币改革在于调节信用的“创造”以满足营运资本的一切真实需求。如果信用的“创造”被严格地限制在这种范围之内,通货膨胀现象便不可能发生。

此外,这种信用除开为了应付坏帐和管理开支所需的费用以外,并没有理由收取任何其它费用。没有一个星期以至一天或一个钟头,没有热心于人类福利的人霍然贯通,发现进入乌托邦的锁钥原来就在这里。

银行家对于上述论据历来所作出的答复是异常不能令人信服的。的确,他并不否认在某种意义上他能够“创造”信用。可是他进行这种创造时所需的唯一的一块泥就是适当比例的黄金(或其它形式的准备)。假使一家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的余额超过了通常的需要,它便能够向工商界增加一笔额外的放款,而这笔放款在它或其它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另一方便创造了一笔额外的存款(记在借款人的贷方或它所选定的移转帐户的贷方)。就银行整体来说,用这种信用方式“创造”信用,只有造成了黄金的流失,减少了银行的准备,因而说明信用量有“减缩”的必要时,才算是过多;然而,如果黄金的供应丰裕,那末“创造”信用的行为便必然没有阻碍。我们通常在金融报刊上看到:“联邦储备银行体系黄金存量充足,说明银行为工商业界的一切合理需求提供资金将不会遇到困难。”因此,如果我们相信银行家的话,在工业方面的可用营运资本量似乎就在某种方式下取决于英格兰银行或联邦储备银行体系所储存的黄金量。

这类有关黄金的论调,异端学派当然加以反驳,其实这也的确是蒙骗性质的话。显然,使工业开动的决不可能是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因为大部黄金都年复一年地放在那里从未触动过。即使是这些黄金一旦化为灰烬,只要没有人泄漏出来,其它一切事物仍然可以照常进行。相信英国工业的可用营运资本量取决于英格兰银行金库中的黄金量,就无异于相信别人的鬼话。

虽然如此,银行家仍力图把话题拉回到他们的命根子——有关准备的问题上来。他们即使不把这些问题当作事情的原因的话,也把它们当作一种象征。“创造”信用的固然是他们,可是被“创造”的信用量却不是任意决定的,而且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这种量一方面固然定于交易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要决定于他们自己的准备状况。如果他们不顾准备状况而“创造”信用,黄金便会流出国外,因而危及通货的可兑现性;或者,假使没有实行金本位制的话,外汇牌价便将低落,所有输入品的成本便将因而提高。对于凭常识观察的旁观者来说,这种论点似乎是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即使是异端论者也开始感到不安了。可是他却没有被说服。他的论点并没有受到辩驳。因为制造家所需要的信用怎么会可能以封存在“针线街”地下金库中的金属量为转移呢?他马上就回复原来的信念:银行家是别有用心地编出一套谎话在欺哄他。信用是生产营运的道路;银行家如果明白他们责任之所在,就会刚好按社会充分运用其生产能力所需的程度,将运输工具提供给生产过程。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针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什么是非膨胀性(即不受利润膨胀的影响,至于收入膨胀则是另外一回事)信用“创造”的正确标准呢?我们已经看到答案在于维持储蓄率与新投资价值的平衡。换句话说,银行家唯有在“创造”的信用对新投资值的净效果不会使这种新投资价值提高到公众本期储蓄量之上时,才能“创造”信用而不致受到造成通货膨胀倾向的责难;同理,除非他们能创造足够的信用以防止新投资价值降落到本期储蓄量之下,否则他们就会招致紧缩通货的责难。至于必须“创造”多少信用才能保持这种平衡,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因为这要取决于信用的用法以及其它货币因素的状况。答案虽然不简单,可是却很明确:全部产品量的价格水平是否稳定始终是事实上是否维持了这种平衡状态的试金石。

因此异端学派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利润膨胀的可能性。他们承认收入膨胀的性质和流弊;他们理解到为经理人员垫付的信用如果不是为了增加生产因素的报酬,而是为了使企业家增加雇用量,因而增加其产量时,就和“收入膨胀”不是一回事。因为象这样创造出来的新财富量,与新“信用”相适应,而收入膨胀则不是如此。可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基本方程式的最后一项,他们没有估计到投资含有超过储蓄的可能;也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即当新支付能力交给生产因素作为报酬时,新创造的财富不一定具有消费的形式。他们没有认识到,纵然生产因素的单位产品报酬率没有发生变动,物价仍然可能上涨。

然而银行家的准备标准情形又怎样呢?我们可能已经向异端学派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可是在字面上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他们的对手——银行家——曾经提供给他们的同一答案。答案本不是一样的。银行家的准备状况确实是一种象征。他们正确地把现金准备的丧失当作一种象征,表明购买能力供应已经超过了国内物质手段所能满足的程度。这是他们的准备所具有的唯一意义。然而这种标准有一个特点是:它不是利润膨胀存在的测验标准,而仅仅是膨胀或紧缩的程度是否和外界情况相适应的测验标准。一国的外汇和黄金准备在金本位制下可能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并不是当它没有受到利润膨胀或紧缩的影响的时候,而是当总的膨胀或紧缩程度象在第二十一章所说的那样,导致了国际收支平衡,因而在两抵之后不会产生黄金流入或流出的趋势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当金本位制正常运行时,通常便看到信用循环是一种国际现象;可是在金本位制停止使用时,情形就不如此了。

因为国际金本位制往往成为在国际间传播利润膨胀或紧缩现象的一种手段。

因此,物价稳定的理想不能按照异端学派的原理达成,也不能按银行家所持的原理达成。实现前者就会产生“利润膨胀”,而实现后者则不但会产生利润膨胀,而且还会加上一个不利条件,也就是还可能在其他的时机上产生“利润紧缩”。两者都没有注意到物价稳定的真正标准是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银行方面是按照准备额来决定放款的多少的(不过这种做法当然是现行通货制度迫使它们采用的);异端学派则要求按照可雇用的生产因素的量来决定。可是双方都没有提出要按照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来决定,虽然这是唯一能够维持物价稳定的标准。不过,当异端学派抱怨现行制度下的银行放款政策,基本上没有受到,而且也不可能受到维持最适就业水平这个目标的影响时,他们却是在提醒人们注意到现行银行制度中的一个真正的缺点。

因此,银行家甚至根本没有试图保持物价和就业的稳定性;所以,如果发生了不稳定现象的话,也不能责备他们失败了。在金本位之下,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能够和全世界银行体系的一般行为取得一致步调。他们的观念不是要保持清醒,而是要遵循无可指责的行为标准,和所有的同伴刚好享受同一程度的昏醉或头痛欲吐。

从另一方面来说,异端学派则完全是为了经济整体的最高度活动和效率,而要求严格的清醒状态和正常体温。可是他们对于生理学的了解是不够的;他们没认识到使人身体合适的唯一方法只有让自己服用一帖刚好符合体温、血压以及其他附带条件的利息率。

请容许我继续用医学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当不稳定现象已经发展而且正在施救时,人们由于忽视了这一事实因而就产生了另一种误解,即:治疗方法的最后疗效,虽无可怀疑,但却非等待一段时期之后不能产生所需的反应。

举例来说,生产类型从投资品改换为消费品时(或反转来调换),由于生产程序需要,在没有经过一段相当时期之前,并不能在市场上发生效果。

因此,如上所述,引起生产改换的物价刺激会持续一段时期,直到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之后为止。其结果往往是补救措施使用过分。正如一个家庭给儿童服蓖麻油,在第一剂没有发生疗效之前,就相继不断地每隔十分钟给他服一剂。打一个更切合的比喻来说——这好象是一个家庭中,各人在彼此不了解他人所用剂量的情形下,分别相继地给这儿童服蓖麻油。结果,儿童的病状变得十分沉重了。然后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给他服止泻剂。科学家们宣称:儿童们都害着“腹泻一便秘”循环症。此外,还补充说道,这种循环的现象是由于气候所致,要不然就会说是由于那个家庭的成员时而乐观、时而悲观的情绪所致。假使第一剂药方发生疗效的时间不变的话,他们便会发现这种循环是一种时期恒常不变的真正循环。他们也许会建议,治疗之道在于当儿童便秘的时候给他服些止泻剂;而在另一极端的时候则给他服蓖麻油。但更可能的是儿童的父母分成用止泻剂和蓖麻油两派;一派由于见到腹泻的可怕便反对用蓖麻油,另一派由于感到便秘的苦楚而发誓决不用止泻剂。

这样一来,要保持一条使身体经常健康的中庸之道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第七篇

货币的管理

第三十一章

货币管理问题

一、通过投资率控制物价

银行体系对于单种商品的价格或生产因素的货币报酬率无法直接控制。

它对于货币量实际上也不能作任何直接的控制。因为近代银行制度有一种特征是:中央银行随时愿意按照规定的贴现率不论数量以货币购入某种被认可的有价证券。

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虽然还要对中央银行的所谓“公开市场”业务提出一些保留之点,但大致说来,控制整个银行体系的因素乃是银行贴现率。因为唯有这种因素才是直接受制于中央银行当局的意志和裁可的因素,引起的变动都必然是从这一因素中产生出来的。

实质上,这就意味着当前世界的物价控制是通过投资率的控制而实现的。中央银行当局不论是通过银行利率发生作用还是通过公开市场的交易发生作用,除了影响投资率之外便别无它法。可是我们的“基本方程式”曾指出,如果投资率可以任意加以影响,它便可以用来作为一种平衡因素,在任何必要的程度中,首先影响整个产量的物价水平,最终作为物价对利润的效应的反响而影响生产因素的货币报酬率。

因此,“货币管理”的艺术,一部分在于拟定专门的方法,使中央当局能对投资率实行迅速有效的灵敏控制;另一部分则在于能掌握足够的知识和预测能力,以便将各种专门方法在适当的时机应用到适当的程度,因而在物价和报酬两方面都能对受管理的货币体系所厘订的任何终极目标产生有益的效果。

本编的内容主要是探讨有关专门性的控制方法。首先要谈的是中央银行与本身的会员银行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对会员银行鼓励或阻抑本期投资率的全部行为问题,建立一种不得违抗的集中统制的问题,这是第三十二章所要讨论的主题。接着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在本书前几部分已经事先谈过许多了,内容是:假定“中央机构”对于会员银行已经建立了有效的统制之后,它是否真正有力量把投资率控制得象我们所假定的那样完整,这是第三十七章所要讨论的主题。在以上两章之间,我们将在第三十三章中研究中央银行本身的自由裁决权所受或所应受的法律限制。在第三十五章中,我们将简短地叙述国际“金本位制”;在第三十四和三十六两章中,我们将研究中央银行与国外类似机构的关系中可能遭遇到的困难及其错综复杂的情形。最后,在第三十八章中,我们将进而探讨对于全世界的货币事宜是否有进行超国家管理的可能,并且在结论中提出几点回顾。

不过在没有谈到上述各种问题之前,先稍微谈谈货币管理问题的一类错误看法也许是适宜的;在我看来,这类错误看法几乎是所有异端学派货币改革者所共有的特征。他们都十分真切地认识到现行货币制度中的缺点,可是当他们提出补救方案的时候,却忽视了某些基本原则。我认为,这类错误主要是由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货币制度与利率的深远关系以及其与资本投资率的深远关系而产生的。

二、银行家的双重职能

银行家可资放贷或投资的资金相当于存户帐内贷方存款总额的绝大部分(接近90%)。假如所存入的是“储蓄存款”,那么他不过是一个移转借贷资本的居间人;假使所存入的是“活期存款”,那么他一方面是存款者的货币供给者,同时又是借款人的资金供给者。因此,一个现代银行家便负担了两套不容混淆的任务。由于他能发生票据交换作用,通过借方与贷方的帐面记录来回移转各不同客户间的本期支付,于是他便提供了国家货币的代替品。但当他吸收群众的存款,然后再用来购进证券时,或是用来向工商界放款、主要应付他们在营运资本方面的需要时,他又在某种特殊的投资贷付方面形成了居间人。

这种职能的双重性是研究现代“货币和信用学说”中许多难题的线索,而且也是某些严重的混乱思想的根源。

当商品货币通行的时候,货币单位的供给和某种特殊投资贷付之间并没有如上述的紧密关系。但是表征货币一旦出现以后问题就发生了,不管怎样迫使表征货币模仿商品货币的行为都是一样。由于制造表征货币并不消耗真实的资源,所以当公众持有较多的表征货币单位时,这种“货币”的发行者便有一笔货币可以贷放出去,其价值等于公众因为得到了较多的现金的便利而自愿作为代价放弃不用的真实资源的价值。

当表征货币(以银行货币形式出现)的发行者把它们作为借贷资本居间人所具有的职能和这种发行职能结合在一起,并且进一步把他们以居间人身份所获得的资源和作为表征货币备办人所获得的资源合在一起,然后再进而把这两种不同业务所产生的总会收入作为一整笔资金贷放出去的时候,货币的发展便进入了下一阶段。

储蓄存款和活期存款在过去也许比目前更易区分。因为开初的银行存款绝大部分是储蓄存款,而银行钞票则大部分当作现在的活期存款用。在某些国家中,这种区别仍然有相当大的真实性。但是在大不列颠,1844

年的银行法窒息了“银行钞票”的发行,而且使这两种存款的区别不复能辨认了。

到了近代,银行终于控制了雄厚的资源,而且建立了无远不逮的组织,以致远驾乎其他方面之上而成了最大的职业短期放款者。因此,它们当然会感到有责任来满足社会上对于这种借款的变化不定的需求,而这种责任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它的提供货币的那种责任。

近代银行事业所遇到的两难局面就是怎样才能把这两种职能满意地结合起来。作为表征货币的备办者,银行体系有责任维持这种货币事先厘订的客观标准。作为根据某类条件和情况而放款的资金备办者,银行体系又有责任按照平衡利息率(亦即按照自然利息率)尽力使这种贷款的供应符合其需求。

此外,如上所述,客观标准的维持,在一种特殊方式(其严格性质一般被忽视)下,和银行体系以放款人的身份为便利新资本的投资而规定的利息率结合在一起。由于这一理由,当银行体系充分完戍这两种任务中的一种时,既然有时不免与另一种任务的充分完成发生矛盾,于是握有银行体系控制权的人便不得不决定哪一种目的应该优先。要是认为两者不必有所先后的话,就必须在两者之间求得一种正确的折衷办法。

有些人断章取义地在上述真相中挑出一部分,而对另一部分则盲目不加辨认,这样便使大量非经典学派货币文献的著文者之间产生了许多特别的、互相冲突的观点。一方面是银行家,他们由于遵循从实践中所学到的一些粗略的“经验”法则,所以在行动上尚能保持一定的稳健状态。另一方面,是世界上那一批完全摆脱利害关系的异端学派和怪异思想家,他们的人数和热忱都非同小可。本书作者由于写了一部《货币改革论》并且反对恢复金本位制,曾被他们过奖为同情者。我难得有一个星期不从世界各处收到各种不同文字所写的书籍、小册子、文章或信件。这些东西都属于同一性质,而且所用的论据也基本上相同。①对任何一个研究货币理论的人来说,究竟应当怎样对待这个洪流,对它应当表示多少尊重和礼遇,应当在这上面花费若干时间,——尤其是当他感到异端学派的极端不满比银行家的怡然自得远为可取的时候,便成为一个难题了。不管怎样,完全置之不理总是不对的。因为象在目前所讨论的情形下,异端学派既然能够在两百年之内盛而不衰(实际上,自从有表征货币以来即已如此),我们就可以有把握地说,正统经济学派的论据不会是全部令人满意的。异端论者是老老实实的知识分子,敢于坚持自己的结论;即使是奇论惊人,也只要得出这些结论的思路不是自己所不能理解的,他们就坚持。当他们的惊世之论的性质象目前所讨论的情形这样,——只要是正确的,就能使受苦受难的人类解除了许多经济弊端,——他们那种顽强精神就被一种道德的热情所鼓舞和加强了。他们象苏格拉底一样,决不低头跟着自己的论点跑到底。他们值得尊敬:在这个题目上做文章的任何人都有责任澄清这一问题使异端学派和银行家在共同的理解下调和起来。因此,让我们看看我们的分析是否可能得出一个使双方言归于好的论点。

差不多所有的异端货币论者学说都含有一个共同的要素。他们的货币和信用学说都同样假定:银行总有某种方法能让任何人都不费真正的成本,使工商业界在真实资金方面所能提出的一切合理要求都得到满足。而且,如果它们对自己的债权提出限制条件的话,那也是按照借款人用款目的的标准而提出的。

因为他们的说法是这样:货币(指贷款)是工业的元气。如果可按宽松的条件取得足够的货币(指贷款),就不难充分运用生产因素的全部可用供应量。对于工商业者个人来说“银行信用”便意味着“营运资本”;从银行得到的贷款,为它提供了支付工资、购买原料的手段。因此,如果可以无限制地取得充分和储备贮存品的银行信用,那么失业的现象就决不会发生。于是他们就问道:银行如果可以“创造”信用,又为什么偏要拒绝人们的合理需求呢?所费很少或者全无所费的东西又为什么要取费呢?在它们看来,我们所有的麻烦似乎都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而产生的,即银行垄断了创造信用的权力,通过信用供应的人为限制以便收取代价从中取利。否则,它们既然掌握了这种魔术似的权力,又为什么竟会如此吝啬呢?为什么工业家所持有的营运资本不敷所求或者被迫为之付出五厘的利息呢?答案只有一个:垄断这种魔术的银行家不肯多用他们的权力,以便抬高代价,假使面包商是一个能够使石头

变成面包的闭关性公司,他们决不会因此而按照四磅石头的成本减低面包的价格。有魔术发生作用的地方,除非把它国有化,否则群众便得不到全部好处。我们的异端学派确实承认通货膨胀必须防止;可是这种现象只有当被“创造”的信用不能适应任何生产过程时才可能发生。提供信用以满足营运资本的真实需要是决不会造成膨胀的,因为这种信用是“自清自偿的”;而且当生产过程完成的时候,就会自动清偿。异端学派作出结论说,货币改革在于调节信用的“创造”以满足营运资本的一切真实需求。如果信用的“创造”被严格地限制在这种范围之内,通货膨胀现象便不可能发生。

此外,这种信用除开为了应付坏帐和管理开支所需的费用以外,并没有理由收取任何其它费用。没有一个星期以至一天或一个钟头,没有热心于人类福利的人霍然贯通,发现进入乌托邦的锁钥原来就在这里。

银行家对于上述论据历来所作出的答复是异常不能令人信服的。的确,他并不否认在某种意义上他能够“创造”信用。可是他进行这种创造时所需的唯一的一块泥就是适当比例的黄金(或其它形式的准备)。假使一家银行在英格兰银行的余额超过了通常的需要,它便能够向工商界增加一笔额外的放款,而这笔放款在它或其它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上的另一方便创造了一笔额外的存款(记在借款人的贷方或它所选定的移转帐户的贷方)。就银行整体来说,用这种信用方式“创造”信用,只有造成了黄金的流失,减少了银行的准备,因而说明信用量有“减缩”的必要时,才算是过多;然而,如果黄金的供应丰裕,那末“创造”信用的行为便必然没有阻碍。我们通常在金融报刊上看到:“联邦储备银行体系黄金存量充足,说明银行为工商业界的一切合理需求提供资金将不会遇到困难。”因此,如果我们相信银行家的话,在工业方面的可用营运资本量似乎就在某种方式下取决于英格兰银行或联邦储备银行体系所储存的黄金量。

这类有关黄金的论调,异端学派当然加以反驳,其实这也的确是蒙骗性质的话。显然,使工业开动的决不可能是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因为大部黄金都年复一年地放在那里从未触动过。即使是这些黄金一旦化为灰烬,只要没有人泄漏出来,其它一切事物仍然可以照常进行。相信英国工业的可用营运资本量取决于英格兰银行金库中的黄金量,就无异于相信别人的鬼话。

虽然如此,银行家仍力图把话题拉回到他们的命根子——有关准备的问题上来。他们即使不把这些问题当作事情的原因的话,也把它们当作一种象征。“创造”信用的固然是他们,可是被“创造”的信用量却不是任意决定的,而且并不是没有限度的。这种量一方面固然定于交易的需求,但另一方面也要决定于他们自己的准备状况。如果他们不顾准备状况而“创造”信用,黄金便会流出国外,因而危及通货的可兑现性;或者,假使没有实行金本位制的话,外汇牌价便将低落,所有输入品的成本便将因而提高。对于凭常识观察的旁观者来说,这种论点似乎是正确而有说服力的。即使是异端论者也开始感到不安了。可是他却没有被说服。他的论点并没有受到辩驳。因为制造家所需要的信用怎么会可能以封存在“针线街”地下金库中的金属量为转移呢?他马上就回复原来的信念:银行家是别有用心地编出一套谎话在欺哄他。信用是生产营运的道路;银行家如果明白他们责任之所在,就会刚好按社会充分运用其生产能力所需的程度,将运输工具提供给生产过程。

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针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提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什么是非膨胀性(即不受利润膨胀的影响,至于收入膨胀则是另外一回事)信用“创造”的正确标准呢?我们已经看到答案在于维持储蓄率与新投资价值的平衡。换句话说,银行家唯有在“创造”的信用对新投资值的净效果不会使这种新投资价值提高到公众本期储蓄量之上时,才能“创造”信用而不致受到造成通货膨胀倾向的责难;同理,除非他们能创造足够的信用以防止新投资价值降落到本期储蓄量之下,否则他们就会招致紧缩通货的责难。至于必须“创造”多少信用才能保持这种平衡,则是一个极端复杂的问题。因为这要取决于信用的用法以及其它货币因素的状况。答案虽然不简单,可是却很明确:全部产品量的价格水平是否稳定始终是事实上是否维持了这种平衡状态的试金石。

因此异端学派所犯的错误在于他们没有考虑到利润膨胀的可能性。他们承认收入膨胀的性质和流弊;他们理解到为经理人员垫付的信用如果不是为了增加生产因素的报酬,而是为了使企业家增加雇用量,因而增加其产量时,就和“收入膨胀”不是一回事。因为象这样创造出来的新财富量,与新“信用”相适应,而收入膨胀则不是如此。可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基本方程式的最后一项,他们没有估计到投资含有超过储蓄的可能;也没有考虑到另一种可能,即当新支付能力交给生产因素作为报酬时,新创造的财富不一定具有消费的形式。他们没有认识到,纵然生产因素的单位产品报酬率没有发生变动,物价仍然可能上涨。

然而银行家的准备标准情形又怎样呢?我们可能已经向异端学派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答案。可是在字面上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他们的对手——银行家——曾经提供给他们的同一答案。答案本不是一样的。银行家的准备状况确实是一种象征。他们正确地把现金准备的丧失当作一种象征,表明购买能力供应已经超过了国内物质手段所能满足的程度。这是他们的准备所具有的唯一意义。然而这种标准有一个特点是:它不是利润膨胀存在的测验标准,而仅仅是膨胀或紧缩的程度是否和外界情况相适应的测验标准。一国的外汇和黄金准备在金本位制下可能处于平衡状态的时候,并不是当它没有受到利润膨胀或紧缩的影响的时候,而是当总的膨胀或紧缩程度象在第二十一章所说的那样,导致了国际收支平衡,因而在两抵之后不会产生黄金流入或流出的趋势的时候。正是因为这一理由,当金本位制正常运行时,通常便看到信用循环是一种国际现象;可是在金本位制停止使用时,情形就不如此了。

因为国际金本位制往往成为在国际间传播利润膨胀或紧缩现象的一种手段。

因此,物价稳定的理想不能按照异端学派的原理达成,也不能按银行家所持的原理达成。实现前者就会产生“利润膨胀”,而实现后者则不但会产生利润膨胀,而且还会加上一个不利条件,也就是还可能在其他的时机上产生“利润紧缩”。两者都没有注意到物价稳定的真正标准是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平衡。银行方面是按照准备额来决定放款的多少的(不过这种做法当然是现行通货制度迫使它们采用的);异端学派则要求按照可雇用的生产因素的量来决定。可是双方都没有提出要按照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来决定,虽然这是唯一能够维持物价稳定的标准。不过,当异端学派抱怨现行制度下的银行放款政策,基本上没有受到,而且也不可能受到维持最适就业水平这个目标的影响时,他们却是在提醒人们注意到现行银行制度中的一个真正的缺点。

因此,银行家甚至根本没有试图保持物价和就业的稳定性;所以,如果发生了不稳定现象的话,也不能责备他们失败了。在金本位之下,他们的目标只在于能够和全世界银行体系的一般行为取得一致步调。他们的观念不是要保持清醒,而是要遵循无可指责的行为标准,和所有的同伴刚好享受同一程度的昏醉或头痛欲吐。

从另一方面来说,异端学派则完全是为了经济整体的最高度活动和效率,而要求严格的清醒状态和正常体温。可是他们对于生理学的了解是不够的;他们没认识到使人身体合适的唯一方法只有让自己服用一帖刚好符合体温、血压以及其他附带条件的利息率。

请容许我继续用医学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当不稳定现象已经发展而且正在施救时,人们由于忽视了这一事实因而就产生了另一种误解,即:治疗方法的最后疗效,虽无可怀疑,但却非等待一段时期之后不能产生所需的反应。

举例来说,生产类型从投资品改换为消费品时(或反转来调换),由于生产程序需要,在没有经过一段相当时期之前,并不能在市场上发生效果。

因此,如上所述,引起生产改换的物价刺激会持续一段时期,直到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之后为止。其结果往往是补救措施使用过分。正如一个家庭给儿童服蓖麻油,在第一剂没有发生疗效之前,就相继不断地每隔十分钟给他服一剂。打一个更切合的比喻来说——这好象是一个家庭中,各人在彼此不了解他人所用剂量的情形下,分别相继地给这儿童服蓖麻油。结果,儿童的病状变得十分沉重了。然后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给他服止泻剂。科学家们宣称:儿童们都害着“腹泻一便秘”循环症。此外,还补充说道,这种循环的现象是由于气候所致,要不然就会说是由于那个家庭的成员时而乐观、时而悲观的情绪所致。假使第一剂药方发生疗效的时间不变的话,他们便会发现这种循环是一种时期恒常不变的真正循环。他们也许会建议,治疗之道在于当儿童便秘的时候给他服些止泻剂;而在另一极端的时候则给他服蓖麻油。但更可能的是儿童的父母分成用止泻剂和蓖麻油两派;一派由于见到腹泻的可怕便反对用蓖麻油,另一派由于感到便秘的苦楚而发誓决不用止泻剂。

这样一来,要保持一条使身体经常健康的中庸之道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第三十二章

对会员银行的控制——国家管理的方法之一

中央银行负有管理整个货币制度的责任,这第一个必不可缺的条件就是明确本身对于会员银行所创造的银行货币总额具有无可违抗的控制权。正如本书第二和第二十五两章中我们曾看到的那样,这一总额严格地取决于会员银行的准备金,或者是在某一确定的范围内取决于其准备金。因此,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央银行怎样才能控制会员银行准备金的问题。

为了便于讨论起见,我们假定中央银行同时兼任钞票发行当局(凡情形不是如此的地方,为了进行以下讨论,必须假定中央银行和发行当局双方的资产负债表合并在一起)。在这个假定下,群众手中所持有的流通中的货币加上会员银行的准备金就相当于中央银行的总资产减去它本身的资本和储备,并减去政府的存款以及会员银行以外的其它任何存户的存款。因此,一般来说,如果中央银行能控制本身的资产总额的话,便也能控制流通中的现金量和银行的货币量。会员银行只有影响中央银行使之增加其资产总额后才能增加自己的准备资金(除非是流通中的现款量在减少),如果中央银行能控制本身的资产总额,它便也能间接地控制现金和银行货币的总额。因此,中央银行以符合于客观标准的方式管理表征货币的力量基本上取决于它通过特意拟定的政策决定其本身

的资产总额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必须首先研究决定这些资产额的究竟是哪些因素。

这些资产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呢?为方便计,我们不妨将中央银行各种可变资产(即将银行房产等除外)分为下列三类:(1)黄金,(2)投资,(3)垫款。我所说的“黄金”是指中央银行本身不能创造、但法律规定该行必须以之与其法偿货币互相兑换的任何东西。我所说的“投资”是指中央银行自动购进的任何资产(黄金除外),因之便可能包括从公开市场上购进的票据。我所说的“垫款”是指按特定条件提供时,中央银行由于法律或惯例有义务收购的任何资产(黄金除外)。我所说的“银行利率”是指中央银行提供这种垫款时所必需或惯于采用的条件。①中央银行的投资既然是由该行自己作主买卖的,因而数量便可以完全受它自己控制。变动这些投资量的做法,现在通称为“公开市场政策”。一般认为,中央银行的垫款总额通过银行利率的变化(即通过提高或降低垫款条件)至少可以部分地(程度大小,将在下面讨论)受它自己控制。至于黄金量在可兑换国际体系中就远离了中央银行的控制一步。黄金量直接决定于本国人对外国银行体系的债权是超过还是不及外国人在本国银行的债权。然而,一般也认为,间接他说来,同样通过银行利率的办法,至少可以部分地控制它的量;因为银行利率根据众所周知的理由,可以影响国际债权的平衡。

我们在下面将看到,从理论上说,中央银行还可以采用许多其他行动方法。但从实践上说,以英格兰银行或美国联邦银行为代表的现代中央银行所采用的方法,除开心理压力的方法以外,却只限于“公开市场”政策和银行利率这两种办法。心理压力在英格兰银行是隐秘地实现的,在联邦储备银行则是公开通过劝说、告诫或威胁实现的。

一、不列颠体系

传统的英国体系和其他地方通行的体系,特别是和美国的联邦储备体系,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一般都没有认识到,在后一体系的创始人心目中,该体系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英国体系的相似程度是夸大而不切实际的。产生区别的原因是,英国体系力图做到其他国家的体系都没有的事,也就是使英格兰银行的“垫款”(定义如上述)在正常状态下为零(保留情形见下);这种垫款只能暂时存在,而且只能用于短期应付季节性的或每半年终了时的结帐日和金融市场的意外风险等其它紧急状况。此外就只能在应付极短暂的状况或银行利率预计即将提高时存在。以上情形主要应保留的例外有两种:第一,英格兰银行是政府的银行,并根据“岁人”对政府贷款;第二,除了股份银行以外,它还在提出申请时对一定数目的金融界和商业界雇客提供借款的业务经营者,情形正和其它银行一样,其规模相对说来较小。

这种局面是由于伦敦制度所特有,而其他地方不流行的两种特点造成的。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利率通常是根据公开市场上为期三月的票据贴现率规定的,这就使这种票据的持有者在英格兰银行再贴现时无利可图。其次,还有一种相当奇怪的习惯或惯例已经在默认下建立起来了,根据这种惯例,股份银行完全不能直接把

它们的票据卖给英格兰银行。假如一家英国股份银行有意补充它的准备资金的话,它只有三条路可走:(一)将资产卖给其他银行的顾客,因而掌握某家银行的一部分余额;这种作法显然不能解决整个银行的问题。(二)放出库券,迫使财政部根据“岁入”向英格兰银行借款。

(三)收回原先贷给票据经纪人的通知贷款,或者停止买进票据,迫使他们通过贴现或其它方法向英格兰银行借款,以减少票据经纪人的资金。然而票据经纪人在英格兰银行的宫定利率高于市场利率时,除开短期借用以渡过某种特殊比期或赢得时间以便重新作出安排外,不会向英格兰银行申请借款。

可是在另一方面却会以减低票据收进价格的办法来补充资金。同样地,财政部对库券通常也愿意接受较低的标价以避免对英格兰银行担负短期债务以外的债务。因此,只要英格兰银行在市场利率有接近或超过银行利率的威胁时,就提高其银行利率,以便经常和市场情形贯连起来,那么股份银行增加它们在英格兰银行的总准备的能力实际上便等于零。任何一家银行如果企图这样做的话,到头来都是牺牲了其他银行;如果所有的银行部企图这样做的话,其中并没有一家银行能改善其原有处境。

但是在欧战之前,英国体系的运行还有一个简化的地方。不仅会员银行事实上不能采用向英格兰银行贴现的办法来增加其准备能力,而且现代意义下的“公开市场政策”,实际上也根本不存在。英格兰银行偶尔出售统一公债,取得“现金”;同时又以记帐的办法买回这种公债(在一月后的任何时期偿付),以便补充银行利率政策的不足,这就是一种间接办法,可以使金融市场减少一笔相当于证券交易所未到期帐款的资金。每当市场利率太落后于银行利率以致可能对外汇发生不良影响并使黄金外流时,它便采用这种权宜措施。可是这种措施并不十分经常运用,而且也没有为英格兰银行控制市场的武器增添什么重要的东西。因此,除了人所熟知的季节变化,如每届半年终了时对金融市场作临时放款以及在财政年度中某些时期根据“岁入”对财政部垫款等事项外,英格兰银行的投资总额实际上是恒定的。在长久的时期内,这种投资额也随着银行业务的一般发展而慢慢地增加。举例来说,在波尔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时期里,英格兰银行的投资额除开极短暂的变动外,都在40,000,000—45,000,000

英镑之间。

垫款在正常状态下既然等于零而投资又实际上恒定不变,所以大不列颠各会员银行在准备资金方面的变动便主要取决于英格兰银行所保有的黄金量,并决定于流通过程的黄金的流进与流出,以至整个国家黄金的流进与流出。这就是旧“自动”体系令人喜爱的简便性。旧式人物不胜惋惜地追怀这种体系,而新式人物对它所具有的特性则几乎已经遗忘了。在欧战之前,关于“健全的”银行营业的问题从来就没有涉及怎样稳定物价水平,或者怎样避免“利润膨胀”和“利润紧缩”等方面,而只是一种十分明确的技术性问题;也就是在可能范围内预见一个近于机械性的制度的运行情形以及怎样适应季节性变化或其它类似变化的问题。

回顾起已往来可以看到一种非常突出的现象:过去从来没有采用过“公开市场政策”来缓和那种照例发生的和众所周知的季节性黄金流动。英格兰银行每年在春季都能增加10,000,000

英镑左右的黄金,到秋季则须减少差不多相应数额的黄金,而且在没有公开市场政策的情况下,它的存款的增减百分比也是很可观的,有时接近20%。每年秋季的漏卮往往减少英格兰银行的准备达25—30%之多而不致引起过任何人的严重关心。不过这些波动的影响有一部分被下列事实的后果抵消了,也就是说,财政部的短期债务由于所得税的收入通常都在春季达到最低点,各种暂时和混杂的影响可能在个别年度里轻微地打乱这些过程,可是一般说来,上述情况就是实际过程的特性。

因此,当时英国的信用“创造”率便是由一个真实地反映黄金流动情况的简单机制所形成的。此外,由于票据的面值对批发物价水平的变化是敏感的,所以批发物价的下降便有一种直接而立时见效的趋势使货币贬值,这情形反过来说也是正确的。由于伦敦在国际贸易和金融方面占有主导地位,所以这个体系便极适于用较少的黄金准备维持金镑和黄金的平价,而且在一定范围内也适于促进批发物价的稳定。

战后的新“管理”因素就在于英格兰银行经常运用“公开市场”政策买进和卖出投资,以便将其会员银行的准备资金维持在它所希望的水平上。这种方法作为方法而言,在我看来是理想的。它和英国体系的上述特点结合起来便能使英格兰银行对会员银行的信用创造维持绝对的控制,其程度是其它金融体系所不能达到的。英格兰银行已经发展了一种完整的方法,能将全国银行体系中会员的完整控制权交给中央当局。如果说个别的会员银行实际上没有影响银行货币总量的能力,这并非过甚其词,除非是它们背弃准备比的惯例;即使如此,如果英格兰银行抛售相应数量的投资的话,旧有状况仍将被恢复。这一体系唯有的一些弱点就是我们在上面(下卷,第68—77

页)为之提供补救办法的问题;第一,会员银行的准备比未经法律明文规定,难免不发生变动;其次,银行体系中处于清算银行范围以外的会员银行准备办法太含糊而不明确。

欧战前的银行体系对于物价的稳定以及世界信用循环中断的防止并未曾作出多少贡献。它认为这些上帝的行为和自己根本无关。可是它有一个大优点:人人都完全清楚英格兰银行各种行动究竟是受哪一些原则支配的,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必须预计的是什么。战后的体系则采用了一种最有效的“管理”

办法来代替旧式的“自动性”体系——这一切都是好的;可是目前并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管理”所要达到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它在进行过程中所遵循的原则又是什么。迄今为止,还很难说它已经公开正式地在专家的讨论和批评的帮助下,运用科学原理求得最适经济状态。它只是采用伦敦商业中心区所谓的“神秘力量”的方法通往无人得知的归宿。英格兰银行的方法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体系那种全面公开光明正大的方法恰恰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大略知道英格兰银行原来和其它股份银行一样也不过是一家股份银行,现在它并不止是和会员银行有营业往来,而且象其它任何银行一样和个人顾客有营业往来;它同外国银行有重要的交往,而且不时和外国政府打交道(一般是秘密进行的);此外,一方面是大战以后的纯粹私人营业可能已经衰退,而另一方面它和外国银行的业务往来则更加巩固和扩展了。不过我们对于这些事实并没有获得数字资料。在1928

年以前,我们甚至不知道英格兰银行公布的存款总额中究竟有多少代表会员银行的余额,有多少是属于其它各类顾客的。

不过,有一点却始终是事实:英格兰银行对于会员银行发行银行货币的控制确已掌握了迄今已发展出的方法中最好的一种;而且我们也有相当的理由可以希望,随着知识的进步,有一天这些方法会作有利的运用。

二、欧洲大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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