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第35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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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1924

年那样麦价和一般谷物价格回升就必然会大大地增加这种需求。

不同的实业中生产因素相对工资的变动,以及生产量的变动一般说来是促使营运资本的货币成本发生剧烈变动的两个主要原因。但是还有些变动却是从季节性存货量的变化中产生出来的,现在必需加以考虑。

(五)根据本章所下的一些定义,营运资本必须提供资金,以便在青黄不接时贮存季节性的存货(这种贮存就是“处理过程”的一种形式);并应付一季收成到另一季收成之间的“续储量”的变动(因为这种续储量对于单季收成必然会在平均收获量之上发生的摆动来说乃是必需的)。另一方面,按各季平均说来,造成相对生产过剩的错误所引起的净预期剩余则应归作流动资本。

但由于好收成往往使有关作物价格相对下跌,而坏收成则使之相对上涨,所以因贮存谷物所需的营运资本总值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和收获量的大小作同一方向的变动。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假定一般小麦收成是100,一般续储量是20,并假定消费掉的小麦量平均必须贮存6

个月,续储量必须贮存12

个月。当正常续储量和正常收获量的数值为100

时,命价格为p;当收获量为110

时,命价格为p;当收获量为90

时,命价格为p1。再假定在上述的三种不同的情形之下,消费量始终是100,那末所需要的营运资本量(单位:镑/月)便是:

正常收成6×100×

p+12×20×p=840p在正常年景之后出现的好收成

6×100×p1+12×30×p1=960p1在正常年景之后出现的坏收成

6×100×p2+12×10×p2=720p2假定,这时,两种情形所需要的营运资本量便是相同的。如果价格的可变性比供应量的可变性小,那末,好收成就需要最多的资本(不论是营运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一样);如果价格的可变性比较大,那么坏收成便需要最多的资本。为了说明简单起见,我们在这儿假定p、p1

和p2

三种价格是整个季节中的时价。收成以前,生产成本在三种情形之间可能没有很大的差异,它实际上将控制营运资本的成本,而所假定的三种价格主要是对收成与消费之间所需要的营运资本的价值发生影响。此外,所需的营运资本的价值变动,有一部分可由农民们相应获得的意外利润或损失补偿。

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食物研究所为美国的小麦编制了一些有趣的统计数字,对上述情形具有意义(见《小麦研究》1928

年2

月号,“论1896

年以来美国小麦的处理,关于年终存货的变化”)该研究所在长达30

年的一段时期中发现,13

个丰收年的平均盈余额是8,000

万蒲式耳,其中增加输出的是3,800

万,增加消费的是400

万,增加贮存量是3,800

万。在17个歉收年中,平均减产额是6,300

万蒲式耳。其中输出减少3,000

万、消费减少400

万①,贮存减少2,900

万。由于这30

年中的平均收获量是77,700

万蒲式耳,平均年终贮存量是16,600

万,所以丰收年的平均收获量是一般平均收获量的113%;歉收年的平均收获量是一般平均收获量的92%,平均年终贮存量是一般平均收获量的21%。在这30

年中,最大限度的年终贮存量,除战争年代的变态不计外,是平均收获量的25%,最小限度的年终贮存量是平均收获量的8%。①三、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

以固定资本的生产替代消费品的生产需要有投资。事前作出这种固定资本增加的决策,由于使得那些使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非可用形式的收入比其他情形下更多,而可用形式的收入则更少,所以便要求本期消费水平降低得比其他情形下必然有的水平更低。

由于生产量和就业量增加(但不是由于生产过程的延长)而引起的营运资本的增加也是必需有投资的。不过在这种情形之下,投资并不需要使消费水平降低到生产未增加时的原有消费水平以下去。

这就是说,就业量的增加所引起的营运资本的增加,不会使整个社会的本期消费象固定资本增加时那样减少或节制,而主要只是使消费再分配,由社会上其余的人转移到新受雇用的人身上。只需要本期消费的再分配,而不需要消费总量降低的投资,可以说是以生产性的消费替代非生产性的消费。

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定义说:“非生产性消费”指的是消费者放弃后不会对生产劳作量发生反应的消费。“生产性的消费”指的是放弃时就必然会起这种反应的消费。此外,消费的再分配也可以用一种方式使生产增加,只要消费减少对于生产者的不利反应小于消费增加对生产者的有利反应时,情形就是这样。

因此,每当可用收入由一个不生产或生产性较小的消费者转移给生产的或生产性较大的消费者时,生产量是会增加的;反之亦然。所以,当这样的一种移转付诸实现时,虽然可用收入的消费并未减少,可是社会的财富却会以非可用收入增加的方式增加,使净投资量增加,——这种增量来自生产的增加,而不来自消费的减少。

但是这种情形还是要求某些个人消费量减少。这些人就是原来本会把新受雇的生产因素的现有实际消费物资消费掉的那些人。象这样使非生产性消费减少,并以生产性消费代替的过程,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一样,可以由个人自愿地储蓄一部分货币收入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实现,即提高物价,从而减少这些货币收入的购买力,以使他们的一部分真实收入移转到以之投入生产性消费的人手中,让他们掌握。

所以,社会在任何时候都要作出两套决策。第一,将来的收入可用于消费的比例应当是多少,构成固定资本的比例应当是多少;第二,现在的收入供生产性消费之用的应当占多大比例;供非生产性消费之用的应当占多大比例。当我们想到储蓄和投资时,心中通常想到的是第一套决策。但就业。与失业却要取决于第二套决策。生产因素的充分就业必须使消费总量再分配,而不是使消费总量减少。看来很明显的是:可以想像到有一种情形存在,其中由于找不到任何其他再分配消费的方法,以致最好只能通过利润膨胀来实行再分配,而不让失业状况继续下去(应当注意的是,对于这一目的说来,实行收入膨胀是全然无用的,除非我们把它用来直接补贴某一实业或某一地区,用之对生产劳工支付的工资,使它高于产品的边际价值)。换句话说,在上述情况下,不创造财富的流弊比财富创造后而不归属于曾经作出牺牲的人的流弊要大;这些牺牲者是由于利润膨胀使物价提高因而削减了消费的人。

要增加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和营运资本,唯一可能的方法是让整个社会在作工的负效用日期和所得的实际享受日期之间有一段时隔。但是增雇生产因素而不立即增加整个社会消费的办法所造成的投资并不会使社会不消费可用收入,而只会使这种收入由于某一些人消费,这些人所从事的生产过程,必须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能取得报酬。

让失业现象和非生产性消费并存时,现存净收入的总额以及将来的可用收入都小于应有的量;要矫正这种情况,只须要把一批人的消费移交给另一批人就行了。

四、真实工资基金

在生产的静态平衡下,营运资本无需有任何净增量。因为营运资本是一种流转基金,一经在必要的水平上建立之后,继续维持就无需乎新的储蓄或投资了。纵使为了供应人口的增加,这种逐渐的增量大致也不会从本期储蓄中取走一大部分资金。①当生产与消费完全平衡时,也就不会需要任何流动资本。因此,我们便自然会主要根据固定资本的净增量来衡量新投资。

关于这一问题,古典经济学曾发生过一个有名的混乱,而他们的后继者们虽然看出了这个混乱,却没有能领悟真理正好就在这种混乱思想的中心;这样一来,就使这一问题乱上加乱了。古典经济学家强调固定资本和他们所谓的“流通资本”①之间的区别。但是他们并没有区别清楚我提出的第三种资本,也就是“处理过程中的货品”或营运资本,这和他们的“流通资本”

并不相同。他们认识到必须有一种基金来维持劳动力,但是他们忽视了生产和产品的连续性,而且把营运资本和流动资本混为一谈,其实营运资本是由于不断地把可用收入之流回到制造机构中而得到供应的;流动资本则是指任何处理时期开始时的存货。他们没有清楚地认识到,使劳工维持就业的资本并不来自已经可用的存货,也不是从节约可用收入的消费中得来的,而是得之于具有下列效应的决策:(一)决定从制造机构中出现的货品采取固定形态的应占若干成,采取流动形态应占若干成,(二)把可用收入之流用于某一方面而不用于另一方面;也就是说,用来供养生产性的消费者而不供养非生产性的消费者。

依照他们关于一般所谓的“工资基金”的学说②,使劳工从事于“处理过程的货品”的操作、更恰当地是为劳工的这种工作支付的工资,不能超过“流通资本”;所谓“流通资本人指的是一笔现货资金,这笔资金由于是原先储蓄的,所以在处理过程中的货品以收入形式出现、从而可供运用之前必须经过的一段时期,就用这笔资金来供养劳工。①穆勒说,工资主要取决于“劳工阶级从事雇用劳动的人数”和“所谓工资基金总额”之间的比率;这儿的工资基金是由“流通资本中用于直接雇用劳工的那一部分构成的。”这一说法不正确,用马歇尔的话来说,②主要原因是“它提示工资之流与资本贮量之间存在着相关关系,而不提示在资本的帮助下所产生的劳动产品之流和工资之流之间的真正的相互关系”。但是,单止推翻这一学说而不用任何其他学说来代替的做法已经证实是有害于思想澄清的。

假如我们不仅把“流通资本”和流动资本或“贮存中的货品”视为同一种东西,而且把它看成等于流动贮存品加上处理时期内所累积的可用收入之流,那末工资基金学说就包含着一项重要的真理,没有它就无法了解生产过程自始至终的性质,以及它和资本与储蓄的关系。真正的工资基金是由可供生产因素消费的收入之流构成的。这笔基金在相对生产性的消费和相对非生产性的消费之间的分配决定了就业量和生产量。

第二十九章

流动资本——投资率的变动之三

假如在经济萧条时期营运资本所受的损失被几种适当的流动资本相应的增长所抵销的话,那末到了繁荣时期,营运资本的补充就可以从流动资本的高额贮存量中取得。企业界从不缺乏开足马力干的手段,经济复苏的问题仅仅是使企业界愿意开足马力干的问题。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方面的研究将使我们得出一种结论,和我们研究营运资本时所得出的结论完全相反。我们发现,流动资本量的变动不是比预期的大而是比预期微小。而且还有几个令人信服的理由说明,我们为什么不能期望从这方面得到帮助来稳定固定资本投资量的变动。

关于流动商品贮存量变动的实际大概量值的问题,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因为,人们不容易先天地明显看出:这些波动无法提供一种能够用来对付固定资本和营运资本投资率的短期增减、而无需总投资率有任何变动的抵销因素。的确,霍特里先生的信用循环学说大部分是以这种假设为基础的。对这一观点作一简短的评论,对于领会本章的意义说来,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引论。

一、霍特里先生的流动贮存理论

霍特里先生论证信用循环是“一种纯货币现象”时,他就远远超出了我所准备达到的程度。他写道:“生产活动中一切变动的原因都受到货币因素的制约。只有目前的货币条件对之有利的活动才能得到成果,”①我同意他这句话。但是我认为他没有足够地把金融刺激和物质的手段区分清楚,前者取决于货币因素,而后者则取决于生产性消费的可用真实收入的供应量。有时他似乎完全忽视了后者,竟把可用收入的支出和工作的完成写成同时出现的事情,因而营运资本便根本不必要了。例如:“假如所有的生产者都开工不足时,那么他们就全都会乐于接受额外的定单而不提高价格。投入流通过程的新增货币势必会用来购买额外生产出来的商品,所以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任何阶段上,物价都没有普遍上涨的理由。”②当别人提醒他注意上述困难时,他回答道,一般说来,适当的货币政策能够从流动资本的贮存量中提出其所需要的真实资金。他论证道:凡是用借款购置一部分营业存货的零售商人,对于银行利率的变动都很敏感,很容易由于前者上涨而减少存货,由于前老下降而增加存货量。原文是这样:“商人所持有的营业存货,数量是富有弹性和变动不定的。他很容易依照市场情况和信用情况增减持有量。市场兴旺时,他就设法多保持,信用昂贵时则力图少保持。”③这些存货为商业复苏提供了原料:“正在生产中的商品所构成的营运资本的增加,在这个阶段中并不是由物价上涨赐给生产者的意外收获提供的,而是由货币的供应提供的,货币的供应使消费者能够消纳贮存中的制成品。在贮存量足以负担这种压力而不使物价上涨时,这种增加就无需任何人有所耗费。原来滞销的商品现在进入消费过程中去了,它暂时由制造过程中的商品作为营运资本的一个项目替代。”①可是在后面,霍特里先生又添上了这么几句:“应该提一提,贮存品的变动不一定永远和繁荣与萧条的更替相符合。商人在繁荣的时候所愿持有的存货比生产受限制的时候多。

当这两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持续了若干时候之后,商人们在前一种情况下便会使售价高于代偿价值,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使售价低于此数以便调整他们的存货。”②

从表面上看来,并不能明显地看出事情不会象霍特里先生所假设的那样发展——营运资本的变动被流动资本的相反变动所抵消。但是如果我们观察得更加深入些的话,就会发现,事实上和理论上都有充分的理由支持相反的意见。有三个理由(其中最后一个是最基本的,也就是最为必然成立的)指出:在萧条的初期阶段,流动资本的贮积量虽然可能有相当大的增加,但是在萧条过程还没有达到最低点以前,营运资本的减少就远远地超过了流动资本的任何增加,结果在萧条的最低点上所存留的流动贮存品就只够供应经济复苏刚开始的几个阶段的需要了。

二、流动资本积累的障碍

(一)第一个论点是根据以下的事实得出来的:在萧条时期内,生产的下降比消费的下降更急剧得多;也就是说,萧条的结果,不仅是使生产降低并且使消费相应地减少,同时也使非生产性的消费替代生产性的消费。当失业救济维持于高水平的时候,情形尤其如此。事实并不说明,这种超额消费能全部由固定资本投资额的减少所抵消。如果上述说法正确的话,那末营运资本减少的程度就必定会超过流动资本的任何增加。

(二)第二个论点是从直接调查不同日期的商品存货量时所得出的结论。有一度我曾认为,对流动货品贮存量的变动作一次精密的研究,也许可以对信用循环找出一部分线索。关于这一问题,可用的统计资料是不能令人十分满意的。但是就可以得到的材料加以研究的结果,却说明:任何时候所存在的真实流动资本剩余贮存量为数极小,不足以对营运资本的补充发生任何决定性的作用。至于主要原料的贮存量,读者可以参看我关于“主要商品的贮存量”的备忘录①,以及美国商务部搜集并发表在它们的月刊《商业现况评论》上的材料。看这些数字时,读者必须记住,并非任何时候所存在的全部原料贮存量都包括在我对流动资本所下的这一定义的范围之内的。有相当大一部分乃是营运资本的构成部分。凡是运输过程中的贮存物资、两季收获间的贮存物资、平衡收获量的变动所须的贮存物资,以及保证生产不致中断所需的贮存物资等,都必须视作营运资本的一部分而不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真正不为上述各种所需用的多余流动货品的剩余额,为数极为有限,即使就个别商品而论,其量至多也不过等于少数几个月的消费量而已;至于多种商品的平均数,则其最高量当然还要小得多。①此外,统计数字也证实了一个预期情况:如果萧条不是由于固定资本过度投资所引起的,而是由其他原因引起的,那么贮存品便倾向于在萧条的早期阶段达到最高额,在贸易状况肯定开始好转时,降到一个低点。例如,英美两国的统计数字都表明,主要商品的贮存品在1921

年处于最高点,在1922至1923

的时期内,则稳步地下降到造成不便的低额数字。于是,1924

和1925的经济复苏,便由于不能取用流动资本的剩余贮存量而无法加速进行。这证实了我们的预期,因为当萧条开始的时候,生产的下降并不马上出现在处理机构完工的一端,而会马上出现在对于该机构的回供量上,于是流动贮存品就增加。可是往后的生产减少使可用产品减少,而本期消费量的下降则不如生产量的下降那样大,结果流动贮存品不能有所增加,甚且适得其反。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在上述情形下可用产品短少,流动资本不足;于是即使在原先导致经济萧条的各种影响已经停止发生作用之后,这种情形还会妨碍复苏过程。我们在萧条时期依靠老底子过活的程度,以及流动资本和营运资本的贮存量在萧条的进程中的减少都被通常主要以固定资本的增长来量度净投资的办法所掩盖。

(三)我们的第三个论点(将在下节中申述)主张:在经济萧条终了时,流动货品的贮存量不足以对经济复苏提供多大的帮助。这一论点是根据贮存费用大而得出的。在各种贮存费用中,利息开支的变动(霍特里先生所特别重视的)也许是最不重要的。

三、“囤存”费用

将多余的贮存品囤存一段时间所需的费用,是由下列各项构成的:(一)质量贬损或适用性贬损(由于需求恢复时所需严格规格无法预测而引起)的扣除额;

(二)仓库费用和保险费用;

(三)利息开支;

(四)贮存时期为防止商品货币价值变动必须以借款补偿的费用。

第一个因素在所有的情况下都严重地妨碍了好多种商品的贮存,不耐久品,时髦用品(包括一大部分的衣着在内),以至钢铁业和土木工程业中的许多半制品,除非是冒重大风险,否则都无法保存为贮存品;其风险之大,以致使人只要有可能时就毋宁完全停止下一步的生产,直到贮存品全部被出清为止。但是对于某几种主要原料说来,这个因素却不重要。

第二个因素总是要花钱的,在某些场合也很重要,例如在石油业和煤炭业中就是这样。缺乏贮藏条件,时常是限制人们在需求恢复前囤存油的因素。

对煤炭业来说,这一困难甚至更为严重,如果堆积的存货不出清,矿坑中马上就会不能继续开采。

第三个因素不需要特别说明。

以上三个因素乃是寻常所考虑到的因素。就适宜于保存的商品来说,每年所费总额很少小于6%;每年10%可以认为是正常的数字。

假定由于错估供求关系而使多余的贮存量累积到相当于六个月的消费量,那就必须使价格降低到正常价格之下,其程度必须足以为多余贮存品预计全部出清以前的时期提供囤存费用,比方说:如果使价格比预计的正常价格低17%,就足以使新生产量削减到在两年内出情贮存品的程度;(也就是说,削减两年平均产量的25%)①那么假定费用率为每年10%的话,以上所谈的费用便刚好被抵消了。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讨论到第四个因素。预期正常价格以及贮存品要经过多长时期才能全部出清等问题,都不是肯定知道的问题,而是猜测的问题。因此,这里面便存在着必需有人承担的风险。就上面的例子来说,价格降低到预期正常价格以下的程度,就必须大子17%,才能引来一位投机商人承担以下的风险,即囤存时期可能比现在预期的长,最后的价格可能比现在预期的低。

要促使人们长期大量地拿贮存品来囤积居奇,究竟需要多大的预期利润率,乃是很难衡量的问题。但我确信这个比率一定很高,原因是一种重要商品的六个月的贮存量代表着一宗极大的款项,而这种投机活动的可用资本为数又是有限的;同时,如果贮存量因错估供求关系而累积起来,经济萧条又正在发展,那么局外投机商人便会裹足不前,而本行商人则已告匮乏。不仅如此,经纪人佣金以及其他交易费用也是所费不货。所以我认为,即使在最广大的、最稳定的市场上,要让一个囤积居奇的人在商情疲软的时候做大买卖,预期利润率少于每年10%是办不到的。在某些商品上还需要高得多的报酬率。①假如我们把这个10%作为最低数加到前面抵付囤存费用的10%上去,那么有这宗两年内吸收不完的剩余贮存品存在,就势必会把售价压低到预期正常价格之下30%的程度。②让我们举两个数字的例子来看:

(一)1920—21

年,美国棉花的剩余贮存量达700

万包左右——大约等于六个月的供应量。如果估计当时的正常价格是每磅二角四分,那么,这宗剩余贮存品在这一价格下的价值便是84,000

万美元,本年度必须囤存的正常贮存量还没有计算在内。③事实上,价格跌到了一角六分左右,剩余量经过三年之久还没有全部销完;在第三年末,价格上涨到二角八分左右。这样说来,这种基本商品的价格象这样大幅度地变动,不过表示保存剩余贮存品三年的一切费用(包括风险补偿费在内)每年不超过20%。由于要在1920年秋季很有把握地预测三年后生产适当棉花供应量的正常货币价格是很难办到的,所以变动的幅度就很有理由可以解释了。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这三年当中,棉花的平均收获量比正常的需要量约低20%。假使棉价从没有跌落到二角以下,那末收获量也许就会更大,于是就可能要经过四年才能把剩余量出清。在这种情形之下,二角与二角四分间的差额仅仅勉强够付利息而已。因此,棉价就必须足够地下跌,使生产量足够地削减,以便让出清剩余量的时期不过于拉长,以至一寸光阴一寸金地单纯让时间过程起作用,把囤积居奇的人预期的毛利吃得太多。七个月的多余贮存量把价格压低到正常价格的2/3,把产量压低到正常产量的1/5,这不算大小了,而且完全是在现代商战规则之内的。应该指出的是,当供给条件越没有弹性而生产中产生高额地租的部分越大时,多余贮存品所引起的价格下跌也就必然越大。

(二)在1920

年年底,铜的多余贮存量约达70

万吨,也就是八个月以上的消费量。①当时的正常价格,据估计大约是每磅一角四分半。在1921年,实际价格跌到每磅一角一分七。假使没有采取共同行动的话,价格一定会跌到更低的水平。铜是在采掘量变化很大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假使平均价格跌到一角二分的话,大概就会使当时的产量减少25%;跌到一角的话,就会再减少25%。根据这些假设就可以推断:(详细计算不赘述),考虑到不同价格水平上的不同产量(假如生产没有限制的话),以及由此而来的贮存量全部销完的时期的长度,1921

年的价格就至少要跌到一角才能产生平衡状况。实际上美国的生产者采取了共同行动,1921

年4

月美国大部分铜矿都关了门,直到1922

年间,才逐渐地重新开业。因此之故,铜的世界产量降低到正常产量的50%以下,贮存量大部分在1921

和1922

年被出清;到1922

年的年底,价格又回涨到正常数字。①价格变化的过程,从1921

年初一角一分七的最低价格涨到1922

年下半年一角四分七的最高价格,对囤积居奇的人来说,考虑到他在那些风云多变的时期所冒的风险之后,便不算是什么特大的纯利了。

四、表述价格变动与“囤存”费用的关系的公式事实上,短期结构的机制,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必然会使多余的贮存量对价格、从而对新的产量,发生过分的影响:这种贮存量对市场产生非常大的压力,使自身尽快被吸收。令x

代表每年囤存贮存品的囤存费总数(按其对正常价格的比例计算),y

代表多余贮存量对全年消费量的比例,p

代表价格成比例地低到正常价格以下的最大下跌量,q

代表新产量成比例地低到正常产量以下,也就是低于生产和消费。假定以正常价格相平衡时的数字为最大下跌量(这就是价格成比例地下跌所引起的最大下跌量),那末,价格始降量p

在某些简化的假定下,便可用下面的方程式求出:pq=xy.

显而易见,这个方程式在最简单的形式下的正确性,需要有几个假定(更一般的假定会使这方程式变复杂,但不会改变其本质)。第一个假定是:价格必须从它的初始最低额稳步地回升到正常价格。第二个假定是:由于低到正常价格以下的一定量价格下跌而引起的消费增量和由于同一原因而引起的生产减量相等。(从这假定中,很容易得出这样一个推论:生产率低到正常生产率以下的最大下跌量和贮存量的平均吸收率相等)。①短期物价理论一向被大大地忽视了,以至据我所知道,连这个有助于解释主要商品相对价格变动的剧烈程度的简单方程式,都很陌生。②这个方程式也说明:为什么在某种情形下用共同行动来安排贮存品囤存问题的价格强制维持方案是无可避免的,是可以辩护的,而且可以使组成这种方案的团体免受亏损。假如生产是非弹性的,或者某种特殊产品在一国的实业中占有极大的比重,以致找不到其他行业以资替代,这种生产事业要是由于错误估计而发生了大量的多余贮存品,而事情又根据自由放任原则任其自流的话,就可能是毁灭性的。欧战后为囤存澳大利亚和南非洲的羊毛贮存品,而成立的b.a.w.r.a.组织,对于生产者的好处是无法估计的;诚然,对于整个世界来说,由于它防止了日后可能因羊毛荒而产生的实业崩溃,其造福于人群的利益也是无可计量的。由于战后的困难和1920—21

年的经济萧条而由巴西政府设立的咖啡价格管理局,以及马来亚联邦政府设立的锡价管理局,根据同样的理由说来都是有充分根据的。与此异曲同功的是美国的铜业生产限制组织和海峡殖民地与锡兰的橡胶生产限制组织;两者都是由于要用和以上不相同的方法来应付同样的问题而产生的(也就是说,两者企图大刀阔斧地限制产量使之足以让贮存品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得以出清)。有大批贮存品存在的地方,新生产总是必须加以限制的。要不是让价格大大下跌来强迫限制,便要有组织地自动限制,后者能让价格少跌而得到同样的效果。在这种情形下,有组织的限制政策对生产者无疑是有利的。唯有当预定的价格水平相对于正常的生产成本而言失之过高,或参加限制计划的生产者在总生产能力中不占足够的比例时(在橡胶限制组织确曾发生这样的事),①这种政策才成为危险的政策。

五、“期货市场”的理论

现在让我通过“期货市场”把我的论点重新申述一下。在有组织的主要原料品市场上,不论什么时候总是存在着两种牌价———种是当即交货的,另一种是未来某一日期(如6

个月后)②交货的。假定生产期大体上是6

个月,那未当它考虑究竟应当扩大还是缩减营业规模时,对它有重大关系的便是后一种价格,因为这个价格是他可以用制成日期交货的期货方式立即出售其商品的价格。倘若这个价格在它的生产成本之上还看出有利润可得,它就可以开足马力干,先期出售它的产品而不冒什么风险。反之,假使这个价格不能抵偿它的生产成本的话,(甚至是扣除了他因暂时停工而遭受的损失以后),那末继续生产对于它说来就是不合算的。

如果没有多余的流动存货的话,现货价格就可能超过期货价格,用市场的活来说,那就是“现货贴水”。如果供应量的不足之数,可以在六个月之内补足而不能马上补足,现货价格就可能比期货价洛高出许多,其程度只受购买者不愿付出较高的现货价格而宁愿延缓其购买日期这一问题的限制。一个购买者如果由于事先对于供应状态估计错误而订立了期货合同,他就可能被迫支付很大一笔贴水。三个月的现货贴水上涨到年率30%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

然而现货贴水并不一定要供应奇缺才能出现。在供求均衡的场合下,现货价格超过期货价格的数额必须等于生产者乐意牺牲,以求“买进现货卖出期货”(为的是避免他在生产时期内可能遇到的价格变动的风险)的数额。

因之在正常情况之下,现货价格便高于期货价格,也即是有现货贴水存在。

换句话说,在正常的现货供应价格里面,包括着生产时期价格波动风险的补偿费,而期货价格中则不包括。关于有组织的市场的统计资料说明:凡生产期长达一年而又可能遭受各种气候变化影响的季节性农作物,其价格中所包括的现货贴水的谨慎估计数字是年率10%。在组织较差的市场上,这笔费用还要高得多——实际上高到了大多数生产者不敢问津的程度,使他们宁愿自己承担价格波动的风险,而不愿支付这笔贴水。由此可见,在个别商品的价格波动幅度非常大的现行制度之下,价格变动的保险费用是非常之高的,这是利息或仓库费用之外另加的一笔开支。

有多余流动贮存品存在的条件对于本章的论点说来是有重大关系的。在那种条件下情况又怎样呢?在那种条件下,现货贴水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如果有贴水的话,上算的办法就永远是卖现货买期货而不负担这批货物在囤存时期的仓库费用和利息开支了。实际上,剩余贮存品的存在一定会促使期货价格上涨到现货价格之上,用市场上的话来说,就是要提出一笔“期货贴水”;这笔期货贴水必须等于囤存这批货物所需的仓库费用、折旧和利息开支的总和。但是期货贴水的存在并不意味着生产者可以买现货卖期货而不必支付价格波动的一般保险费。相反地,由于贮存品的存在而额外引起的不确定成分,以及其要求人们额外担当的风险意味着他所付的保险费必须比寻常的数额为大。换句话说,期货价格的牌价虽然是在目前的现货价格之上,却必须比将来的预期现货价格为低,其差额至少要等于正常的现货贴水。至于目前的现货价格,则由于比期货价格的牌价低,所以便应该比预期的未来的现货价格更低得多。如果想要把这批贮存品在一年之内销完,那未目前的现货价格就必须比预期的未来现货价格大概低20%。但是如果看上去这批贮存品大概会要拖延两年之久的话,那末目前的现货价格就大概必须跌落40%。

六、结论

这样说来,我们就回到前面的论点上来了。由于有这种或那种高昂的囤存费用存在,所以我们目前的经济安排中对于处理剩余的流动资本并没有常规的办法。如果由于从前的估计错误而产生了剩余的贮存品,那末这种货品的价格就会继续下跌,一直到消费量增加或生产量削减足以把它消纳下去为止。在任何情况下,剩余贮存品都无法和正常的生产并存。一般说来,在贮存品没有全部消纳以前,经济复苏是不可能开始的,其结果是,复苏的过程不能因为有贮存品的存在而得到多大帮助。

这一部分的结论可以总结如下:我们的现行经济制度最怕流动品的存货。这种存货一经出现,许多强大的力量马上就被驱动起来消灭它。出清剩余存货的做法势必会加重经济萧条,而这种做法所取得的成果又会妨碍经济复苏。

顺便提一句:银行利率变动1%—2%在囤存费用的总额中显然仅占一个很小的部分,所以把高银行利率的费用说成是影响在买卖贮存品商人的优势因素,乃是一种不合情理的说法。至于商人们把低银行利率看成是价格即将上涨的象征,把高银行利率看成是价格即将下跌的象征,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这种影响因素时常正好朝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也就是当商情正在好转的时候,促使他们增加贮存量,而当商情正在衰退的时候促使他们减少贮存量。

所以流动资本的论理在萧条景况迅速向下发展的动态方面为我们提供的说法,正好和营运资本的理论在经济繁荣缓渐上升的动态方面给我们提供的说法相对应。正如生产量的提高由于重新创造营运资本需要花时间而只能慢慢进行一样,生产量的削减每当有剩余流动资本存在的时候,就会由于流动资本必须在短时间内予以吸收而必然骤然爆发。

这样,就有一个重大的不稳定因素进入到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来了。工业对于准备回供到生产过程中去的可用产品之流的任何过剩或不足都非常敏感,哪怕是微量的也一样。如果不足的话,那末在现行真实工资水平下,就不可能实现充分就业;如果过多的话,要在现行真实工资水平下实现充分就业便也同样不可能,只不过理由完全不同;不足时是缺乏充分就业的生产手段,而过多时则是缺乏生产刺激。

以上所说的一切对我们的信用循环理论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储蓄率上升而超过投资率的时候,货品上市的速度便高于它按照与生产成本相应的价格所能脱售的速度。在这种情形下,可能只要价格方面有极缓和的下跌,就会由于诱导流动资本的投资增加而恢复平衡,流动资本投资的增加会消纳市场上多余的货品,同时也会使储蓄与投资重新配合一致。但是前面的论点证明,价格的下跌必须很大,而且必须继续下跌,到生产量随之下跌为止。

可是由于生产时期的长度,进货率的减退一开始时会使事情更加严重化,因为它将在生产率尚未下降以前使就业率和报酬率减退。所以营运资本的贮存量势必逐渐减少,而储蓄与投资间的距离也必然会更形加大,除非经济萧条的作用会使储蓄的下降速度比报酬的下降速度快,但这种解救办法是不可靠的。这样,我们对经济萧条一旦出现之后就很猛烈和急速的现象就作了充分的理论解释。

第三十章

历史上的例证

这部著作中的看法,如果不应用在假设的事例上,而极其简短地根据它们研究一下物价史上若干著名的事件的话,就可以得到更好的说明。

人们通常总是认为,世界上所积累的财富是经过痛苦的过程由于所谓“节约”而来的,也就由于是人们自愿节制不享用眼前的消费而来的。但是,光是节制本身显然并不足以建立城市或者排于沼泽。人们的节制不一定能增加已积累的财富;——反倒可能增加别人的现时消费。所以一个人的节约究竟会导致资本、财富的增加,或者会使得消费者的货币得到更大的价值,在我们没有考察另一经济因素之前,情形到底如何,是很难说的。

另一个经济因素就是“企业”。创造世界上的财富的是企业,增进世界上的财富的也是企业。正象节约的果实可以用来积累资本,也可以用来增加消费者的货币所得的价值一样,企业的开支同样可以出之于人们的节约,也可以得之于一般消费者在消费方面的牺牲。更糟的是:——节约不仅可以没有企业而独自存在,而且一旦超过企业时就立即正面地妨碍企业的复苏;同时还由于它对利润所发生的不利影响而造成恶性循环。有企业在运行,就不论节约的情形怎样,财富都会积累起来。要是企业停顿的话,便也不论怎样搞节约,财富都会削减。

因此,节约可以是企业的婢女和乳母。但也同样可能不是,甚至通常实际上就不是这样。企业并不直接和节约相连而是前后相差一步,彼此间相连的环节往往是不存在的。推动企业的发动机而是利润不是节约。

要使企业活跃,必须有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有获取利润的希望;第二,企业家必须能支配足够的资金,使他们的计划能够付诸施行。他们的期望,一部分有赖于若干非货币的因素,如和平与战争、发明、法律、民族、教育、人口等等。但是我们在本书的第一卷中已经提出论点说明:企业家在他们认为富有吸引力的条件下,实现其计划的力量几乎完全取决于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活动情况。

因此,世界财富的积累速度比节约习惯的变动性要大得多。的确,当十六、十七世纪现代世界正在奠基时,一般人很难说比中世纪的人更愿储蓄;而当现代世界在19

世纪铁路运输业繁荣时期兴建其物质上层结构时,一般人也很难说比十八世纪九十年代死气沉沉的时期内更愿储蓄。

我认为以下的说法是一种公平的结论:一个社会中,如果储蓄对收入的比例是15%,那么相对于其本期收入而言,便是一个高比率的储蓄。反之,5%则是一个低比率。假定一个近代社会的平均储蓄率是10%,那么在商品膨胀从本期收入中取走真实价值5%时,资本财富的本期增量就比商品紧缩使本期收入增加真实价值5%时大3

倍。不但如此,假定在利润刺激之下的雇用量比在亏损阻碍下的雇用量大。10%的话,那未前一情形下的收入总数正和后一情形下的收入总数相等——这笔财富的增量完全得之于活动的增加,而不是得之于消费的减少;至于它在以后若干年中所

引起的真实收入的增大,就更不必说了。世界七大奇迹是靠节约建筑起来的吗?我很怀疑。

假如我们能够根据这些看法,把远古以来的经济史重新写过,对以下的事情作一揣测,那倒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索马里和埃及的文明是否从阿拉伯的黄金和非洲的铜①中取得了它们的刺激;这些金属是铸市用的金属,在地中海与波斯湾之间以至更远的分布地区留下了利润的遗迹;雅典的伟大在什么程度内有赖于劳里恩的银矿——这不是因为造市用的金属比起其他东西来更能代表真正的财富,而是因为它们对物价的影响提供了利润的刺激;亚历山大把波斯的银行准备金(这是在他以前好几百年间历代帝国囊括到国库里去的财宝的积累)散布到各地之举在什么程度上是地中海盆地经济发展突然爆发的原因(迦太基人曾企图取得其成果,后来终于被罗马人所取得)②;罗马的衰亡是和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为期最长、为势最猛的通货紧缩同时出现的,这是不是偶然的巧合③;欧洲缺乏造市金属是不是比修道院生活或哥德人的狂暴行为①更确实而且更无可避免地造成了中世纪长期的停滞不前。英国的光荣革命得力于菲普斯先生的成分究竟有多少②。

我没有那种知识,也没有那种时间让读者领略一下财富兴衰过程的漫长历史;就大多数的情形来说,存留的统计材料也不足,不能让我这揣度性的分析能经受住严格的考验。但如果我们跑到近代中来,就可以找到若干事例阐明这些理论,并用一些详细的统计数字来检验它们。

一、西班牙的财宝

我所选择的第一个事例是欧洲的物价在十六、十七世纪时的上涨,这是由于美洲的贵金属流入欧洲所引起的。关于这个问题,我所具有的材料特别差。但是我对于这个时期所具有的粗浅知识却极富于启发性,使我情不自禁地要提出来就教于专家。

据汉密尔顿教授①说,在1503

年,就已有少量的黄金开始从西印度运到西班牙;在墨西哥掠夺阿兹特克人而得到的第一批财物于1519

年运达。

皮查罗②从秘鲁掳掠印加人所得的财物从1534

年开始运达。古老财宝的这种散布比起将近两千年前亚历山大的掠夺品来差远了,比起波多西等地的矿山以新法开采而于1545—1560

年开始出产的新产量来,则更属渺小而微末;1630

年之后,金银的新供应量相对于需求而言,大为减少。所以大概从1550年到1600

年这一段时期,是物价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动的时期,到了1630

年,货币史上这种特殊局面就告终了。

在秘鲁时期以前的供应量,固然不足以打乱整个欧洲的物价水平,然而却完全足以在最初接受的地方驱动物价肯定地上升;在那一世纪的最初二十年间,物价略有起伏,其趋势则是温和上涨。其后,主要的动态在西班牙早在1519

年就发轫了。就在那一年,安达卢西亚的物价开始猛涨,往后八十年③一直继续如此没有大间断;到该世纪快要结束时(大概是1596

年)达到顶点,其时的物价水平比该世纪初的通行水平高出5

倍。①随后七十年的特征是一系列猛烈的循环运动,物价在主要繁荣的高峰上回复到1596

年的那个5

倍之数,但是始终没有大大超越这个数字,平均数则远低于此数。

这是西班牙的情况。在法国,过了几年之后,跟着发生了这样的事态,并在同一年份达到顶点:不过比率仅及西班牙的一半,到该世纪末,物价水平等于世纪初的两倍半。在英国,事态的进展还要晚一些;——一直到1550年之后,甚至还是在1560

年之后,②耸人听闻的物价上涨才真正地开始,到1650

年才达到顶点,其时的物价比15

世纪末高3

倍多。如果证据可靠的话,英国避免了十七世纪最初二十年间折磨着法西两国的严重物价下跌。③当莎士比亚崭露头角的时候,刚好我们的财力足以培养这样一位人物。④以上所讲的是物价发展过程的一个概略轮廓。但是本书的最重要的论点是:国家的财富不是在收入膨胀中增进的,而是在利润膨胀中增进的,也就是说,发生在物价超越成本而向上奔驰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转而把工资当作成本动态中唯一可用的指标来研究其发展过程。不过这方面的统计数字必然会比物价方面的可用统计数字差。汉密尔顿教授自己编制的西班牙工资指数,据我看来是有说服力的;但是他引自威伯的《论十六、十七世纪物价巨变的过程》一书中的数字则必然是夸大了事实,后者关于英国的数字,主要是以罗杰斯的数字为根据的,法国的数字则是以达佛奈的数字为根据的。

看来,西班牙的利润膨胀开始于1519

年,阿兹特克掠夺品运到的时候,早在1588

年,也就是无故舰队出征的那一年就中止了。①在这七十年的时期中,物价与工资都在直线上升,但物价总是从容地跑在工资前面,最初的四十年尤其如此。到1520

至1560

的时期内,西班牙财富急骤增长的局面才奠定下来。但是1588

年之后,该国除了有两、三个年头景气之外,就简直没有钱可赚了。到了十七世纪的头三十年,西班牙的工资(根据汉密尔顿教授的数这说法是否正确姑置勿论,莎翁一生的事业总是正好遭际着千载难逢之世,其时英格兰任何具有中智之才的人,只要有意于赚钱,就会毫不费事地得利。从1575

年到1620

年,正是财运亨通的时期,其时出现了近代美国以前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的“多头”动态之一。当然,由于歉收、鼠疫,商业危机,战争事件等也有1587、1596、1603

等景况不好的年代)。莎士比亚在1575

年时是11

岁,死于1616

年。谨将以下的论点提供喜欢轻率作出结论的人研讨:全世界绝大多数最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都是在精神欢快、活泼喜乐、没有统治阶级所感受的那种经济忧虑的气氛中繁荣滋长起来的,而这种气氛则是由利润膨胀肇始的。

字)不仅保持在物价之上而造成了利润紧缩的局面,同时比起欧洲其他各地的工资来也达到了奇高的水平。在西班牙政治黑暗的时代,其货币工资和法英两国货币工资之间的关系十分类似于今日英国的货币工资和法国的货币工资之间的关系。①

在法国和英国,工资的发展过程和西班牙的大不相同。很明显,在西班牙,新的购买力直接进入贵族阶级和统治阶级的手中,并且被他们马上用来抬高劳务的费用。新运来的美洲财富在十六世纪中叶后不久就完全反映在工资水平的提高上,(也就是反映在收入膨胀中),而不再反映于资本积累上(也就是不再反映在利润膨胀中)。但是在欧洲其他各地,新的购买力是通过不同的途径而来到的,也就是通过私人商业而得来的。②受新财宝影响最少的国家的商人都能在受影响较多的国家中出售商品而获得很大一笔利润;尤其是那些原先已经跟近东和亚洲建立贸易关系的国家,更加能够把它们这样收入的财宝、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输出。十六世纪时,使本国财富巨额增长的,乃是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而不是西班牙的资本家。

的确,德雷克在金牝鹿号上所带回来的战利品可以公允地认为是不列颠对外投资的源泉的根源。伊丽莎白用这方面的售款清偿了她的全部外债,并把余额的一部分(大约42,000

英镑)投资于近东公司;而东印度公司则大部分是用近东公司的利润建立的,后者的利润又构成了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基础,其余情形不赘。这样看来,下面的计算或许可以供好奇者玩味。目前我们的对外投资除去损失后,按整数说来大概使我们净得为6.5%

左右,其中的一半左右我们用来再投资于海外——也就是3.25%。假定平均说来,这可以作为一个相当好的典型说明自从1580

年以来的发展情况的话,那末伊丽莎白在1580

年从德雷克的战利品中所提出的42,000

英镑投资,到1930

年就应该已经累积到接近于我国目前对外投资的实际总额——42

亿英镑了;换句话说,比原来的投资加大了10

万倍。的确,在120年左右以后的今天,我们可用以来检验一下这个假定的积累率是不是正确。

因为在十七世纪末,英国构成英国对外投资主体的三大贸易公司——东印度公司、皇家非洲公司,和赫德逊湾公司——共有资本约215

万英镑。如果假定那个时代我国对外投资的总额是250

万英镑,那末这个概数刚好是42,000镑按3.25%的增长率在120

年内所要形成的数字。①回溯到十六世纪最后二十五年英国的情况时,读者必须记住,起作用的不是输入的生金银的绝对价值——它自始至终大约才不过是200—300

万英镑——,而是这些金银对利润和企业所发生的间接影响,国家财富在兴建和改良工作方面的增量比上述数字也许要大几倍。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另一方面的情形,就是农业人口所遭受的困苦,这到伊丽莎白的晚年由于物价比工资跑得更快的缘故,已经变成了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资本的积累有一部分正是从这种生活水平的降低和经济活动(被周期的危机与失业所冲淡)的增加中得来的。

至于法英两国的工资(这是有关本质的问题)的上涨并不象在西班牙那样可与物价相比拟。诚然,如果威怕所引用的统计数字可以就其表面值接受的话,那未法英两国的利润膨胀为势就非常猛烈,为时也很长久,以致1600年的真实工资仅及1500

年的一半。这些数字汉密尔顿教授是接受的,但如果其含义是说普通工人的生活水平在史无前例的向上发展的世纪中,反而比一百年前的情形降低了一半,那就不足信了。②这只能是说,伊丽莎白和雅各宾党人时代的经济进展和资本积累的成果,大部分都归入暴发户的手中了,而没有归于工资劳动者。我们对这些数字的信赖程度,只能是这样,再多就不妥当了,而这也就完全足以说明我们的论点。简单地讲来,西班牙的利润膨胀从1520

年持续到1590

年,在英国是从1550

年持续到1650

年,①在法国则是从1530

持续到1700

年(其中1600

至1625

是大萧条的年份)。

在英国,真实工资在1680

至1700

年间迅速上升,而在法国则没有这类提高的证据。近代世界史上,对商人、对投机家和暴发户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有利、这样长久的机会。近代资本主义就诞生在这些黄金的年代里。还有一个总结我们也可以顺便注意一下,那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短期”究竟有多长呢。关于“短期”,人们所想到的不会比人的寿命更长。一个“短期”

的长度完全足以包括(甚至筹谋造成)国势的兴衰。②汉密尔顿教授曾经把威伯有关英法两国的物价和工资的数字加以修正,如果我们把这经修正数字再修正到一个程度,使我们假定所谓货币工资(也许甚至远不能说明劳动者的全部实际经济报酬)只代表着生产成本的一半,并假定另一半和物价平行变动,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英法两国的物价对成本的比率,如以下两表:

英国——(假定1500—1550

年的物价与成本平均说来保持平衡)这些数字很粗略,无疑在细节方面是不正确的。但是它们却可以指出那些时期是投机倒把的鼎盛时期,因之(假定节约的习惯不变)便也能指出那些是资本积累率大得反常的鼎盛时期。法国的统计数字所说明的情形大致相同,不过在那里迟至1700

年工资还没有上升起来。法国——(假定1500—1525

年的物价与成本平均说来保持平衡)物价/成本

1500—1525.....................1001525—1550.....................1031550—1575.....................1101575—1600.....................1391600—1625.....................1181625—1650.....................1281650—1675.....................1231675—1700.....................124西班牙的利润膨胀从来没有这样大,到十六世纪末就已成为强弩之末了。下表是以汉密尔顿教授的安达卢西亚物价与工资统计图为根据的,并未加以任何校正①。

西班牙——(假定1500—1520

年的物价与成本平均说来保持平衡。)物价/成本

1500—1520.....................1001520—1530.....................1111530—1540.....................1221540—1550.....................1251550—1560.....................1261560—1570.....................1061570—1580.....................1121580—1590.....................1151590—1600.....................1061600—1610.....................941610—1620.....................841620—1630.....................84在以上的三张表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从一个十年时期到另一个十年时期的变动,而不必注意绝对的数字。

我要请史学家特别注意的明显结论是:各国利润膨胀时期和紧缩时期与国家的兴盛时期和衰败时期异常符合。西班牙的强大与1520

至1600

年间的利润膨胀同时出现;而其衰败则与1600

至1630

年间的利润紧缩同时发生。

英格兰国势的兴起较晚,相隔的时期正是新的货币供应量对其经济制度所发生的影响晚出现的时期,这种影响在1585

至1630

年达到最高峰。在“无敌舰队”远征的一年,腓力王的利润膨胀正好结束,而伊丽莎白的利润膨胀则刚刚开始。假使我们就法英两国作一比较,路易十四财力的强大和詹姆士二世财力的微弱,所形成的对比,可以看出是由于法国的工资在17

世纪最后二十年中相对于物价而言的上涨不象英格兰那样多的缘故。①的确,当时的情形和今日的情形正相对应,今日法国政府相对于英国政府而言财力强大的情形主要是由于(其他有利于法国的唯一因素就是降低战债的帐面价值)自从两国恢复金本位以后,法国一直能够把货币工资保持在异常低的水平上的缘故。自从欧战以后,法国已经重建起来,它的对外投资大有增加,这不是由于效率特大的缘故,也不是由于节约特好的缘故,而是由于利润膨胀急骤发展的缘故,这种膨胀已经足足持续十年之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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