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第34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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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100)

但是,让我们看看:如果将我们的计算限于地方和地区票据交换额(证券交易所交易在其中不发生重要作用),并运用适当的物价指数校正其货币量,这样做的结果是否可以证实我们从其他来源所知道的贸易量的变动?

什么是最适合于这个目的的物价指数?我认为,主要用前三个月的批发价格和本期的工资所编制的指数是好用的指数,只是贸易部有全部的政府统计资料作底子,可以制定出好得多的东西来。然而就目前而论,我们可以利用上面第51

页所说明的方法下编制成的消费指数,用它来除地方和地区票据交换额(根据上面第32

页所说的情形编制),从而获得生产量的“票据交换额指数”。

如果我们把这样获得的票据交换额的年平均数与主要根据原料消费为沦敦和剑桥经济研究所编制的娄氏(rowe)生产指数,以及罗克林①就业量指数相比较,则其结果有如下表所示:*这些数字是承罗克林先生好意提供给孜的,比他在《经济学家》杂志上所发表的数字略有校正。它们代表a+b—c—d—e,其中的a=农业工人数,b=年龄在16—64

岁已投保险的工人人数,c=已投保险的失业工人人数,d=因病、因事的离职的已投保险工人人数,e=直接牵涉在劳贷争议中的人数。以上各数字一方面没有计人效能增加,另一方面也没有计入工时缩短。

一般说来,这些完全独立计算出来的变动之间的一致性很值得注意,它们没有一点直接构成成分是相同的。我相信,如果象下表最后一栏所列出的那样,取得这三个指数的平均值,那就可以获得最完整的大不列颠的生产指数。由于票据交换额指数最近的增长速度比其他两种指数或多或少地慢一些,在我们研究全国经济活动时,更纯粹的工业指数可能是一个必要的校正数,而原料指数最近倾向于超过就业揩数,这可能反映了效能的增长。

以地方和地区票据交换额为根据的贸易量指数按物价校正后,在某些方面可能优干以生产和生产量统计数字为根据的指数,因为正如斯奈德先生谈到美国类似统计数字①时所指出的,大部分生产指数都在基本商品作了过细的加权,而支票交易量则提供了更为全面的说明,其中包括着一切难以胜数的杂项活动;它们单个说来虽然过于细小,不易为统计学家所搜集,但是总起来说却非常重要。而且,这种指数还有一个方便之处,数字无须特别计算就可以直接使用。

斯奈德有关美国的计算,证实了主要金融中心之外的票据交换额按物价校正后,作为贸易指数是有价值的。但是这里所谓的“物价”的意义,正象在我上面的计算中一样,不是批发物价指数而是消费品物价指数。下表是根据纽约市以外的140

个城市的银行借方三个月的变化的平均数,②以斯奈德先生的“一般物价水平”按物价校正所得出的结果,以及根据他独自编制的贸易总量指数所得出的结果:

三、统计的综述

下表总结以前各章的估计。目前我们的银行业及其他方面的统计资料情况是十分可悲的,其中牵涉到很大程度的推测、近似值和可能的错误成分,读者不可忽视。但是,我认为把它作为各种有关因素的可变度的一般指标还是有一定价值的。

毫无疑问,过不了几年,这些推测就会显得外行和不正确到无可救药的地步,并将为科学的估计所代替。然而由于我指出了什么是值得了解的数字,并不确定地指出其数值之后,就能抛砖引玉地使得有可能提出更好资料的人进而纠正我的错误。在英国,一般总是先有粗率和不完美的私人工作,然后才编制出官方的数字的。

如果我们假定可以应用于收入的收付和本期业务(金融交易除外)的活期存款在数量和速度方面的变化各以mw

及v

为近似的量度的活(也就是说工业流通的周转量用地方和地区票据交换额来测定),那么如果没有利润膨胀或紧缩存在时,mvw

就应该提供了本期产品的总成本指数,同时mvw/o

就应该提供了本期

1924=100

*

如第7

页所计算的。

.

如第7

页所计算的。

.

如第32

页所计算的。

§

这样就使我们重新回到了第32

页上所计算的地方和地区票据交换额指数,因为我们是将这个揩数除以mw

而得出v

的。

产品的物价水平指数。因此,我们的统计资料如果可靠的话,那末mvw/o和实际产品物价水平之间的差额就可能部分地指出成本与价格之间的差额,也就是部分地指明利润膨胀与紧缩的程度。因为,有利润膨胀(或紧缩)存在时,我们就会预计实际物价水平比mvw/o

所指出的高(或低)。因此,作为推断利润膨胀(或紧缩)程度的第一近似值而言,我们不妨把mvw/o

所提供的理论物价水平与消费物价指数(见第1

卷)以及批发物价指数(贸易部指数)一并列出来:

*这是用mvw/o

除批发物价指数而得的数字。

不幸的是,消费物价指数在这里不适用,因为我们的产量指数不包括劳务①,而我们又明确地对消费物价指数加了权,使之包括这一项。另一方面,批发物价指数则过分重视进口原料而过于轻视制成品。但是如果由于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而将就采用后者作为不包括劳务的产品物价水平指数的话,则利润的膨胀(或紧缩)程度可以用上表的mvw/o

来除这个指数,作为极其粗略的指标。

必须注意,我们采用1924

年作为基年时,便暗中假定了这一年是平衡年,其中利润膨胀或紧缩的程度都不显著。

可能的错误来源目前已经累积了许多,以致使我几乎没有办法重视上表的最后一栏了。但是,至少它不会与第三篇的主要论点的结论相矛盾。因为这里所提出的利润膨胀或紧缩的程度与我们合理的预期是完全符合的。1920年的繁荣(持续到1921

年的上半年,但却被这一年下半年的萧条抵消了),1922—1923

年萧条的持续,1926

年的严重困境、以及1927—1929

年长期拖延的利润紧缩等等,都有恰如其分的说明。

第六篇

投资率及其变动

第二十七章

固定资本——投资率的变动之一当储蓄与投资之间发生不平衡状态时,原因出于投资率变动的时候多,出于储蓄突然变化的时候少,储蓄率在正常情况下性质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为了了解第一卷中所分析的各种不平衡状态的起源和严重性,主要必须考虑促使投资率发生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并估计一下这些变动的大概量值。在本章和下两章中,我们将依次论述固定资本、营运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投资发生变动的原因以及变动的程度。这几章都是属于题外话的性质,在货币论中讨论它们是有问题的。但由于投资率的变动问题在别的地方所作的讨论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所以就必须包括在内。

就固定资本而言,投资率发生变动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企业家受到吸引而从事于固定资本的生产,或者受阻而不敢从事这种生产都取决于他们对利润的预期。除了说明这些预期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里为什么一定会变化不定的许多次要理由以外,熊彼特教授对于主要动态所作的解释可以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他指出:“比较少数的一批特别活跃的企业家不时作出革新,——他们把科学的发现与机械的发明付诸实用、发展新的工商业组织形式、引入不常见的生产品、征服新市场、开发新资源、改变贸易路线等等。诸如此类的变革大规模实行时就使一般墨守成规的商人订计划时所依据的资料发生了变化。但是少数天赋特高的个人得到成功之后,他们的先例就使大群的步后尘者容易随之而如法照行。所以革新的浪潮一经开始之后,就会势头愈来愈猛”。①

在这里我们只需补充这样一点:进行革新的企业家在利息成本不致使之望而却步的条件下,实现革新计划的速度要看银行体系负责人的合作程度而定。这样说来,引起信用膨胀的刺激虽然来自银行体系以外,但却只有在允许货币机构对这刺激发生反应时才能出现;就这种意义说来,它们不失为一种货币现象。

以上所讨论的变动都是投资倾向在一定利息率条件下发生变动而引起

第六篇

投资率及其变动

第二十七章

固定资本——投资率的变动之一当储蓄与投资之间发生不平衡状态时,原因出于投资率变动的时候多,出于储蓄突然变化的时候少,储蓄率在正常情况下性质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为了了解第一卷中所分析的各种不平衡状态的起源和严重性,主要必须考虑促使投资率发生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并估计一下这些变动的大概量值。在本章和下两章中,我们将依次论述固定资本、营运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投资发生变动的原因以及变动的程度。这几章都是属于题外话的性质,在货币论中讨论它们是有问题的。但由于投资率的变动问题在别的地方所作的讨论都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所以就必须包括在内。

就固定资本而言,投资率发生变动的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企业家受到吸引而从事于固定资本的生产,或者受阻而不敢从事这种生产都取决于他们对利润的预期。除了说明这些预期在一个变动的世界里为什么一定会变化不定的许多次要理由以外,熊彼特教授对于主要动态所作的解释可以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他指出:“比较少数的一批特别活跃的企业家不时作出革新,——他们把科学的发现与机械的发明付诸实用、发展新的工商业组织形式、引入不常见的生产品、征服新市场、开发新资源、改变贸易路线等等。诸如此类的变革大规模实行时就使一般墨守成规的商人订计划时所依据的资料发生了变化。但是少数天赋特高的个人得到成功之后,他们的先例就使大群的步后尘者容易随之而如法照行。所以革新的浪潮一经开始之后,就会势头愈来愈猛”。①

在这里我们只需补充这样一点:进行革新的企业家在利息成本不致使之望而却步的条件下,实现革新计划的速度要看银行体系负责人的合作程度而定。这样说来,引起信用膨胀的刺激虽然来自银行体系以外,但却只有在允许货币机构对这刺激发生反应时才能出现;就这种意义说来,它们不失为一种货币现象。

以上所讨论的变动都是投资倾向在一定利息率条件下发生变动而引起

的。除此以外,还有些投资率的变动是由于利息率方面的变动所引起的。在第十三章所讨论的方法下,当我们从一分固定资本上取得的收入不变时,利息率的变动会影响到拥有该固定资本的利益。但在固定资本的供应相对于需求而言没有发生变化以前,这种收入是没有理由发生变动的。不过改变固定资本供应量的过程,在该项资本所产生的收入再度和利息率达到平衡以前,实际上就等于是投资率的改变。

所以,当利息率的变化不是由于使用或享受固定资本的需求表的变化所引起的时,我们就有理由预料定将有投资率的变化发生。

值得顺便提出的是:除非所需的变动小,否则固定资本供应增加的变化所经过的过渡过程比减少的过渡过程容易。原因是:现存固定资本的折旧率限制了它的全部供给量减少的速率;而且由于需求弹性的不同,各种不同的固定资本所受到的影响是不相等的,于是实际的最大限度减少率将确定在更狭窄的范围内。

一、统计的指标

当我们寻求有关的统计资料,以便替这些变动的程度找出某种准确的尺度时,就会发现这种统计资料既少而又不能令人满意。一个社会的固定资本投资增加率本来应该能够作十分严格的量度,可是事实上可以办到这一点的数字连一套也没有。所以,充其量我们只能运用一些部分的指标,尽可能从它们的综合结果中作出判断。

也许有人会设想,投资市场上的新发行额可以用作相当准确的指标。但是这种总数并不能充分表示房屋方面的投资率,因为房屋大部分不是通过新发行市场,而是通过其他方法得到资金的;然而房屋建筑也许比任何其他投资都大。从另一方面来说,许多所谓新的发行仅仅代表着现存资产的转让,而在控股公司、金融公司和投资公司方面却可能有大量的重复成分在内。此外,即使就主要依靠发行债券来提供资金的那些投资来说,债券进入市场的日期和相应投资实际进行的日期是不一致的。因此,债券的发行额对于本身为之提供资金的各类投资的短期波动来说,不能成为良好的指标。因此投资率的变动可能要不是比发行率的变动大一些,便是比它小一些。话虽如此,新发行额的变动仍不失为必须加以考虑的部分指标中的一种。

现代世界的固定资本绝大部分(也许不下于3/4)是由土地、建筑物,公路和铁路四者所构成的。因此,当我们从金融方面转到实际物质方面来看时,任何统计数字,凡是对这四方面的生产活动直接有关的,都将有一些帮助。美国方面有一套这种性质的统计资料对于我们说来极有意义,——那就是营造许可证的月度价值。因为“营造”一词在这里普遍包括建筑和承包工程(我想公路、下水道等等也都包括在内),所以这些数字大大地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材料。在大不列颠方面我们没有与此相类的数字,但营造业和承包工程工业中的就业人数,以及《劳动公报》上所刊载的不完全的营造业季度汇报资料,也对于这些方面的投资量提供了一些指标。

今日的固定资本投资中不运用一定量钢铁的比较少见。因此,有些著作家①便主张钢铁的消费量不失为测量固定投资卒的可靠尺度,而这方面的材料在长期内却可以得到相当准确的数字。但工艺方法变化无常,而不同类型的投资即使在消费钢铁的地方,其消费的比例也大相悬殊,例如房屋建筑与造船业比较时就是这样。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过分夸大这种指标本身的价值,而只能把它看作几种指标中的一种。

不幸的是,沿着这些不同的路线进行统计探讨的结果,(概述请参看密契尔著《商业循环》一书各页),无法列为表格以致不能对固定资本投资率逐年变动的大概量值作出任何令人满意的数字估价。可是这些结论却十分肯定,足以说明这些变动是巨大的,和信用循环各阶段相关程度之高,完全达到了根据理论所预期的情形。

二、以固定资本投资率变动为基础的几种信用循环理论的确,固定投资量的变动这一事实以及其与信用循环的关联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而且已经被许多著作家用来作为解答信用循环问题的基础。如果我的说法正确的活,这些解答虽是不完全的(特别是由于它们忽略了营运资本方面的变动),但据我看来,其中大多数都抓住了某些部分的真理,纵使彼此所得到的结论看来恰恰相反也是如此。有些著作家把这种循环归之于储蓄不足,而另一些著作家则诿之于投资过分。试以密契尔教授所作出的下列对比为例(见前书,第151

页):“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教授认为,危机的来临是因为人们没有储蓄足够的货币来应付繁荣时期的巨额资本需求的缘故。

斯皮特霍夫教授则认为危机的来临是因为人们用于工业设备上的储蓄过多而用于消费财的储蓄则感不足的缘故。”假如我们把两种说法中的前一种解释为储蓄赶不上投资;而把后一说解释为投资超过储蓄,那就可以看出,这两位权威所指的基本上是同一件事,同时也就是我所指的那一问题。

因此,我十分赞同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赫尔、斯皮特霍夫和熊波特等人所组成的学派①,其中第一个和最富创造性的是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②。

我尤其赞同的是这一学说在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本人的著作中以及两位美国非职业经济学家(有些人也许目之为狂生)——罗蒂①和约翰森②——的著作中所采取的形式。杜冈一巴拉诺夫斯基的缺点在于主张(至少也曾隐示)这样一个论点:莅萧条时期里储蓄可以在非投资的形式下以某种方式积累起来;然后这笔积累的资金在繁荣时期里又渐渐地被用掉。另一个错误在于他提出:储蓄之所以象这样不能依照稳定的速率实现为投资,其原因在于财富分配的不均,而不在于熊彼特对下一方面的“创新”之说,即银行体系未能以一种方式作出反应,以便保持所需的稳定程度。但是有些著作家们没有一个清楚地理解了储蓄与投资间的不平衡对物价所产生的直接影响以及银行系统所起的作用。在这一方面披荆斩棘的先锋工作是罗伯逊先生作出的(见《银行政策和物价水平》)。不仅如此,由于缺乏一种适用于信用循环问题的货币数量说,他们还没有探究到问题的根源或者认识到营运资本的增加所引起的循环至少和主要由于固定资本的增长而形成的循环同样地是“典型”现象。

第二十八章

营运资本——投资率的变动之二

在具有必备条件时(这些条件我们将在本章的较后几节中加以阐述),就业量的增长通常有待于营运资本量多少成比例的增长。所以,营运资本投资的变动和就业量的变动是密切相关的。比如投资繁荣或者原有萧条状况的复苏所造成的反常活动都可能使就业量增加。无论如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信用循环往往和营运资本投资的增加相联系;如果在原始阶段不是这样,那么在次级阶段就是这样。不仅如此,纵使就业水平还远在最适度以下,除非能同时增加营运资本的投资量,否则,增加就业量一般也是不可能的。

这些条件所造成的营运资本流转基金量的变动,其实际意义要看它们的大概量值而定。这种变动相对于可以用来补充营运资本的新投资(来自新储蓄或流动资本的减少)的形成速度而言,如果很大的话,那么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有很大的实际意义,我们的分析也就可能提供一个重要的线索来解释繁荣和萧条中的时间因素。繁荣现象可能代表着隐蔽在信用制度的外貌下的一种斗争,也就是使营运资本的补充速度大于其在物价稳定状况下所能实现的速度的斗争。

从另一方面来说,假如营运资本需求量的可能变动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十分小,以至任何不足之数都可以迅速地由本期储蓄和流动资本的贮量①来补充的话,那末上述分析的实际意义就不重要了。

因此,让我们进而试用数量法来估计各个不同的因素。比如说,使大不列颠的工业制度充分运行究竟需要多少营运资本?在繁荣与萧条之间这种需要量的变动究竟有多大?这种变动对于流动品贮量、本期储蓄之流,总投资之流以及固定资本投资量的可变性等,究竟具有哪些关系?

一、统计的指标

为了对于大不列颠的营运资本在正常条件下的大概量值(即处理过程中的货品价值)求得一个近似数字,我们主要必须考虑产品的价值以及生产过程所占用的平均时间。比方说,如果生产过程平均持续六个月,而产品价值又是按稳定速率逐步增长的,以致在六个月内的平均价值等于最后价值的一半;那末我们就可以推论出,所需的营运资本等于三个月的产品。

显然,不同产品的单位产值所需要的营运资本量是有极大差别的,其数值与生产过程的长短相适应,最少的是个人劳动,几乎不需要什么资本;而在某些最多的情形所需用的营运资本则相当于一年或更多的产品。

当我们计算某个国家所需要的营运资本时,也得考虑该国必须在贸易与制造过程中的哪一个阶段对进口货付款,在哪一个阶段可以收到出口货的进款;因为前者就该国的进口货来说是营运资本需求的开始日期,后者就该国的出口货来说是这种需求的终止日期。在大不列颠,开始日期一般比实际进口日期早,而终止日期则通常都在出口日期之后。中国人穿着的衬衫的“处理过程”开始于准备棉田播种,而终止于中国人上街购买。第一阶段的营运资本是由美国供给的,从购进原棉或稍后的时候起,营运资本就是由兰开夏供给的;到上海叫卖或其前后不久的时候,营运资本则是由中国供给的。整个过程的平均长度自一年半至二年不等,其中由兰开夏负责的时期为六个月至九个月,然而在兰开夏接过来以前,产品就已经获得了大量价值。筹措营运资本的负担在三方面的分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这要看中国商人支付价款的迟速以及棉花期票在纽约与伦敦的市场上流转的时期而定,后者主要受相对利率的控制。这一例子说明了在一个进行贸易的国家中要作准确计算是很困难的。但在本国以全年均匀一致的速度消费的国产农产品却提供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据计算一个生产各种谷物的混合农场所需要的营运资本约等于一年左右的产品,而一个生产牧草和乳品的农场所需要的运用资本则等于半年的产品。①

另外一个可以提出相当确定的数字的例子是铜。铜在达到消费者手中以前的连续五次过手量都有统计材料可资稽考。熔矿厂的粗铜、运输中的粗铜、精炼厂的粗铜、提炼过程中的金属以及精炼厂手中的精炼铜等五项的总量等于全年所产纯铜的1/3

到1/2。这儿所说的只是冶金系统。如果将运输途中的铜、制造者所运用的铜以及废铜包括在内,则美国金属统计局局长w.r.

英戈尔斯博士就有这样看法:“美国铜的正常贮量相当于6

至12

月的产量,而12

个月的产量更接近于事实。”①如果把每一种主要工业中的营运资本都作一个准确的统计学估计,就会是一桩有意义和有用的工作。我现在无法这样做。但就目前的论点来说,只要对它的大概量值得出一个粗略的近似数字也就够了。

我主张从大不列颠的统计资料出发,从1924

年的生产活动水平、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着手。我们主要必须依靠对外贸易数字,全部工资总额,以及生产普查所得到的结果。

现在不妨考虑一下下列有关大不列颠在1924

年的物价水平和贸易活动的统计约数:②

1924

年生产普查——

单位:百万英镑列入调查范围的全部工业净生产额.......................................1,719其中包括:

矿业...........................................................236金属与机器制造业...............................................380纺织,制革和服装业.............................................305营造和承包工程业的毛生产额.............................................189农业的净生产额.........................................................300个人劳务和消费资本(房屋)的运用.......................................650运输和分配的成本.....................................................1,000进口货...............................................................1,280出口货.................................................................795工资总额.......................................................(约)2,000银行垫款和贴现(九家银行)

...........................................1,030国民收人.............................................................4,000我想这些数字说明,1924

年大不列颠的营运资本大概在15

亿英镑至20亿英镑之间。工农业的净生产额加上进口货共达33

亿英镑;为这一数额提供六个月的资金,就需要165,000

万英镑,运输和分配费用还没有计算进去。上述的两个极限和上面所征引的其他指标也相当符合。具体说来,这两个数字大约是全年收入的40—50%左右。在更精密的估计数字尚未出现前,我主张暂时采用这些数字作为大不列颠的营运资本大概量值的指标。

美国方面的相应计算说明这一估计不至于失之过高。美国国情普查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对1922

年美国财富的估计都把制造中以及向消费转移过程中的货品价值计算为360

亿美元,这个数目大致等于该年国民收入的一半。纽约标准统计服务社为美国各大工业公司的“盘存”量编制了有趣的统计数字,这种“盘存”量和上面所说明的营运资本极为接近。他们发现五百家以上最大的企业的盘存(约占全国工业资本的1/3)达到这些企业本身资本总额的17%左右,约等于全年净收入的125%,全部工业营运资本共有90

亿美元之谱。此外还得加上农业营运资本,以及大部的贸易与另售业的营运资本(有些贸易公司和零售业公司已经被列入标准统计服务社名单中)。虽然如此,该服务社的统计数字使我认为,不问1922

年的情形怎样,1927

年的营运资本总额大概略少于国民收入的一半。

由于美国采矿业和农业相对于制造业的重要性比英国大,矿业和农业又都是生产过程长的企业,所以人们就会预计,美国的营运资本在全年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比大不列颠大。从另一方面说来,大不列颠在遥远的市场购销的规模相对说来很大,因而在另一方面有所糜费。

因此我们便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营运资本的价值大约等于一个国家全年收入的40%—50%。

其次,我们必须考虑一下,营运资本在萧条达到最低点时比繁荣达到最高点时减少多少。娄先生①关于英国的生产指数以及斯奈德先生②关于美国的生产量指数情形是这样(见90

页表):另一种关于美国实际生产量的指数是弗洛伊德·马克斯威尔先生在哈佛经济研究所主持下一直编到近年的数字(见《经济统计评论》,1927

年7月号第142

页):

各种实际产量的指数目前还在幼稚时期,上面所列的任何一种都不能说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准确性,但是对我们现在的目的来说也许已经够好了,尤其是它们都显得相当吻合。这些数字说明,繁荣年和随后的萧条年之间的变动在严重的时候可达15%——25%。

因为这些数字是全年的平均数,所以繁荣最高点和萧条最低点之间的变动比这还要大得多。密契尔教授在《商业循环》一书中(第343—354

页)相当详细讨论了1878

年至1923

年的商业循环的幅度,其中包括13

次大动态。五种不同的企业活动指数的一般情况相当一致地说明,企业在萧条的最低潮时平均比正常水平约低13%,在繁荣的高峰时平均比正常情况约高13%;两种情形下的最大数字各比正常水平约低或高25%。根据工会百分数(1921

和1922

两年都比1920

年低13.5%)来看,大不列颠就业量的变动数字比上述数字小得多;——这是预料得到的事,因为这些百分比并没有充分反映出部分就业和就业强度降低的缘故。美国的就业量从1920

年的最高峰到1921—22

年的萧条最低潮,在工厂、铁路、矿场方面大致下降了30%,整个的就业量下跌了16.5%——农业、零售业、以及家庭服务和私人服务下降3%—4%,使平均数趋于降低。

企业活动的变动当然不能用来衡量国民收入方面的变动,而是大大地超过后者。因为国民收入里面还包括着私人服务以及固定消费资本的使用,而这两个项目却比上述项目要稳定得多;在大不列颠方面,除此之外还包括海外投资的收入。这种变动更不能用来衡量国民消费方面的变动;因此在繁荣时期投资会增加,在萧条时期投资又会减少。①例如,金先生关于美国的实际零售量数字在繁荣与萧条之间的差额并不超过7%。这和其他指标是相符合的。我们对于繁荣与萧条之间的消费变动的大概量值的估计不应超过10%。

因此,假定“企业活动”的峰值在程度最大的情形下比正常水平高出25%,在一般程度的信用循环中高出13%,并假定在不景气的最低潮时低于正常水平的数字与此相应。可是营运资本需求量变动的幅度并不会有这样大,因为它受着长度与此过程相等的时期中的生产因素平均就业率控制,同时它还包括一般存货与季节存货的资金供应,这些存货不会象就业量那样严重地减退。权衡一切的考虑条件后,我们也许可以假定至少为了说明起见可以这样做:营运资本需求量的变动幅度大致等于“企业活动”变动幅度的1/3;也就是说,在严重的情形下,从最高峰到最低潮的变动幅度是15%,在比较寻常的场合则是10%。应当顺便指出的是,营运资本最大和最小需求量的出现日期和“企业活动”最大的与最小量的出现日期并不一致,一般说来较为靠后。

如果这些粗略的指标可以接受的话,那末大不列颠的营运资本资金,在1920—22

年的繁荣和萧条之间,减少了25,000

万英镑左右(按1924

年的物价计算),也就是占165,000

万英镑的15%:这儿繁荣时期的数字大约是175,000

万英镑,萧条时期是15

亿英镑。和以前一样,我并不说这些数字具有统计的准确性,但却可以作为我们所讨论的极端情形下的量值状况的指标,说明我的论点。

这个25,000

万英镑与同期的全年正常储蓄量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呢?大不列颠目前储蓄水平,据最可靠的估计,大约为每年5

亿英镑。1922—23年的数字可能要低些,大约是40,000—45,000

万英镑。因此,营运资本,在繁荣与萧条之间的减少在这种情形下足足等于全年储蓄量的一半。

一般说来,国民收入中的正常储蓄百分比被定为12%—15%。所以,如果营运资本在正常情形下是国民收入的40%—50%,而变动量则为10%—15%,那末营运资本的变动量就等于全年储蓄量的1/3—1/2。

可是,我们不能认为本期储蓄可以全部用来补充营运资本,甚至大部分用于这一目的也办不到。理由是:在平衡状态下除营运资本的正常增长以外,本期储蓄全部都可以用来增添固定资本,投资市场主要就是看到这种情形而组织起来的。不但如此,对外投资也始终有所增添;新建筑永远不会停止;新储蓄量通过这些和那些途径经常有极大一部分被吸引到固定资本中去。此外,某些制造过程中的货品也确定要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出现。

所以,当营运资本需要补充的时候,要迅速地实现这项补充就不可能不破坏价格与收入之间的平衡,纵使及时采取适当的步骤,也要经过二年或更多的时间营运资本才能回复原状;如果不采取这些步骤的话,所需的时间就更长了①。

当就业量正在下降的时候,企图通过增加其他方面的投资来补偿营运资本的减小,也同样是不可能的。因此,单单是就业率下降这一事实就几乎必然会引起投资率的下降;只是由于我们惯于主要根据新资本的发行额以及房屋等形式下的固定资本储存量(跌落不如此显著)的增量来衡量投资,所以我们可能看不见净投资额在这些时候减低的全貌。例如,《经济学家》杂志为伦敦市场上的新发行额总数(不包括不列颠政府为转换短期公债而发行的国家证券)所编制的统计表情形便是这样:*

批发物价指数

因此,新发行额果真是投资率的准确指标的话,那末萧条年份1921

年的投资率实际上就反而比1919

年大了。但是我们不妨想想,营运资本的资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

年全年和1920

年的一部分时间中迅速地增长起来,而到1921

年时又同样迅速地消耗;想到这一点时,上述的数字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下面我列出一张计算表,这不是以统计材料为根据的,而是对可能发生的事情进行一种并非说不过去的臆测,目的是说明我的论点而不是陈述历史事实:

(根据1923

年的物价水平)

由于繁荣的最高峰发生在1920

年的年中,而萧条的最低点则发生在1921年的年中,我们在1921

年上半年的净投资额很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在1924年年底,可能仍然至少须要额外增加5,000

万英镑营运资本才能使当时可用的生产要素充分就业。在美国方面,由于种种原因,1921

年以后营运资本贮量的补充比这要快得多。

(1923

年的物价——单位:百万英镑)m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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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未定义书签。

我们不妨把这个数字和《经济学家》杂志(1924

年10

月4

日)上所发表的国民收入净额的粗略估计数字核对一下(仍然是为了说明):这些数字可能遭到许多批评。我认为,《经济学家》的一切数字在绝对量上都失之过低,而1921

年的收入数字相对说来又失之过高。但是为了说明一年与另一年之间变动可能具有的量值概况,这些数字还是有其价值的。

这些说明数字主要说明的问题是这样:关于1922

年初的生产量和就业量,除非营运资本的流转基金能以同一步调恢复或者真实工资有极大的降低,否则就不可能回复到1920

年春季的水平。①但是这种基金一旦由于1920—1921

年的事件而耗损了以后,就除非是总投资大大增加、或者以固定资本形态出现的收入的比例大大减少,否则营运资本就不可能十分迅速地恢复。可是要实现第一种办法,除非是分布在整个期间里实现,否则就不可能不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二种办法由于种种原因也是这样。比方说,要大家放弃盖新房子是行不通的。此外,当时正在制造中的货品通常有一部分可能已经划定要以固定资本的形态出现,要加以改变就得要时间,可能需要大半年。最后,生产因素中有一部分是生产固定资本的专门化生产因素。如果固定投资削减得过分猛烈,对于就业量而言在一方面所造成的损害程度不亚于原先在另一方面所造成的好处。不但如此,由于那次萧条广及全世界,所以当时不容易象德国在1925

年那样以原料和半制品的形式从外国吸引新的营运资本。因此,旨在促使生产率与就业率迅速增加的货币政策几乎势必会使投资超过储蓄。所以,事实很明显,营运资本量的变动是非常大的,有时能成为导致储蓄率和投资率之间不平衡状态的一个重要因素。

以上主要讨论的是营运资本的统计和数量方面,但营运资本理论的一般方面则大大地忽视了。在蕴酿这部著作中的论点时,我觉得这问题必须费很多思考,纵使只是为了澄清我自己的思想也是这样。在本章的后面几节中,我不揣冒昧,提了一个研究结论的概述。

二、营运资本的理论

本书第ⅰ卷第九章对“营运资本”所下的定义有加以扩充的必要。我把营运资本解释为生产、制造、运输和零售过程中的财货品总体,其中包括为了避免制造处理过程中的危险或渡过季节性不规律情形(例如在两季收成之间的时隔或单季收成在平均数上下的变动等)所必需的最低限度存货(不论其原料或是制成品),至于营运资本的成本,则是指货品总体的成本。这里面并不包括剩余存货,因为这种存货是流动资本。至于处理过程中两种不同的货品则无分轩转,一概包括在内:其中一种是食物和纺织品等表现为流动收入的货品,其消费分布时期很短;另一种是房屋和铁路等表现为固定资本的货品,其消费必然会分布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而不是立即可以用掉的。

在这种定义下的营运资本量取决于以下备点:(一)过去与生产过程长度相等的一段时间内的投入率(即产品投入制造机器的速率)。

(二)单位产品在处理过程的每一阶段中现在和以往的生产因素使用强度。

(三)使用生产因素的处理过程的长度。

(四)单位时间的生产成本率;即生产因素应用于产品的单位有效工作报酬率;为了简便起见,可以称之为工资率。①(五)为了渡过季节性不规律情形而必须贮存的存货的价值。

从这里不难得出一个公式,以便计算最普遍的情形下的营运资本②总量。如果我们把任何时候的“雇用率”界说为处理过程中每一阶段的产品单位总数分别乘以各该阶段的雇用③强度,那未只要把雇用率乘上工资率,根据时间积分,把一切尚未终了的处理过程推算到开始时去,就可以得出营运资本的总量。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也许比较容易领会些,也就是说,我们不妨假定产品的投入率以及生产因素雇用强度率都不变。在这种情形下,所需的营运资本量等于雇用率乘上处理过程长度的一半,再乘上生产成本率(营运资本=雇用率×1/2

处理过程长度策工资率)。这样一来,由于单位时间的工资总额等于那一时间内的雇用量乘上工资卒。所以我们也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达说,营运资本量是任何时候的工资总额乘上处理过程长度的一半(运用资本=工资总额×1/2

处理长度)。同时,在最简单的例子中,投入率和处理过程每一阶段的雇用强度都是稳定的,而工资总额又等于投入率乘工资率再乘过程的长度,所以营运资本=投入率×工资率×处理过程长度的平方的一半。在上面的几个算式中,加入因数1/2

的原因是,如果处理过程的一切阶段的处理率是恒定的,那未任何时候被处理产品的总体,平均说来便都是半制成状态。但是这一特殊的数字只是供说明而已。如果雇用强度在处理过程的某些阶段比其他阶段大(很可能如此),或者投入率并不稳定,那就应当采用其他数字。

让我们把这些因素逐一地加以讨论。

(一)当产品按稳定的速率投入处理过程之后,雇用强度或处理过程的长度没有发生变化,以致使投入率和产品率都是稳定的,那么雇用率便和产品率相符合,雇用量乘上工资率就等于本期产品的生产成本;因之报酬便等于产品成本。但如果投入率不稳定,雇用量上下波动,那末情形就不那么简单了,“生产量”一词的意义也变得含糊了。有时候搞不清楚所谓“生产量”

究竟是指雇用量呢,还是折产品量。显然,从“长远”看来,平均生产量必然会受平均雇用量控制,但是在变动中却可能暂时分离。因为在萧条时期中,雇用最的降低比生产量的降低要快得多和早得多,在繁荣时期的恢复也要快得多。同样地,营运资本的总需求量在萧条时期的减退以及在繁荣时期的恢复都比生产量快,但却比雇用量慢。产品量的统计数字说明的是截至目前为止的雇用情况,雇用量的统计数字说明的是未来的产品量。至于营运资本的需求量则取决于过去时间不太久,尚未反映在产品量中的雇用量数字。所以,我们最好不要把“生产量”一词用来指本期产品量,而要用来指生产因素的雇用量。为了说明起见,我们姑且假定处理过程的长度是6

个月。根据6

个月中的每日平均产品量统计数字就可以推算出本期开始时的雇用水平;如果要求得这个月开始时的营运资本量就必须求得6

个月中的每天平均生产量,逐日数字根据该日与6

个月结束时相距的日数加权。①对过去事件寻求解释和对未来事件寻求预测的人,由于对三种现象之间的时滞未予以足够的注意,以致经常造成错误。这三种现象是产品量、营运资本需求量和雇用量。下面所说的情形就是一个例子。原料输入大不列颠可以看作是投入率的粗率指标;制成品的输出可以看作是产品率的粗率指标。

因此,在萧条的初期阶段,当投入率正在下降而生产率还没有下降的时候,我们就应当预计到出口量会超过进口量。反之,在繁荣的初期,当投入率正在上升,而产品率尚未上升之际,我们就应当预计到进口量会凌驾于出口量之上。

(二)当贸易活跃的时候,尤其是在停滞时期之后开始复苏的时候,增加雇用强度大概是可能的。所谓增加雇用强度,就是在单位时间内对处理过程中的单位产品增加生产因素量,其结果是加速处理率和缩短处理过程。如果恢复中的需求要求“提早交货”,以致加快速度可以得到额外的收益,那么企业界就的确会存在一种强烈的吸引力,使它们增加雇用强度以便加速处理率。因此,与已增加的雇用强度相应的新增加的营运资本需求量可以由于处理率加快而部分抵消。如果处理过程的长度因雇用强度加倍,而减少一半的话,那末,在其他一切条件相等的情形下,营运资本的需求量最后也会打一个对折。

从另一方面来说,当处理过程中的货品量已经接近于可用处理工具的最大容限时,其处理率就往往会发生停滞。其原因是不同的处理工具的相对供给量并不完全平衡,速率就会受到供给最不充分的工具的容限的限制。换句话说,处理过程中的某一阶段就会发生“壅塞”。

(三)处理过程的平均长度可能由于雇用强度降低(上面刚讨论过)或处理技术的改变(很可能是慢慢发生的而不是突如其来的)而增加。同时也可以由于某些货品的生产规模改变而增加,这些货品的处理过程由于技术上的理由相对于处理过程短的货品而言是长的。最后一个原因在短期内有时是重要的,但并不永远如此。比如在纺织品激增时,其最终产品的单位价值所需要的营运资本比钢轨在激增时的需要多,而中国茶叶畅销时比本地黑莓畅销时所需要的营运资本也更多。

(四)生产因素工资率的增加对于营运资本的货币成本可能发生重大影响。比方说,如果劳动的需求量增大、工资上涨,那么单位产品所需支付的工资总额就会增加。

在某些实业中,工资的相对上涨就可能对营运资本的成本发生极其重大的影响。如果发生在相对说来需要大量营运资本的实业中时,情形就是这样。

营运资本的正常需求量中一大部分也许是来自营造业、处理过程中的纺织品和收成按季节进行而消费率整年稳定不变的农产品等,其比例远大于许多批发物价指数所给予的重视程度。象1921—1923

年所经历的那样,纺织品的价格暴跌、农产品价格相对跌落(由于丰收而造成的除外),那么整个看来就意味着这些实业的生产因素的低廉工资必然会大大减少营运资本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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