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第33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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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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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0.8

*

1921

年第一季度的数字较低,大概可用以下事实来说明,因为这是战后按月公布数字的开始,所以各个银行还没有时间确定惯例比数。

.应该注意,年终虚涨现象骤增,其效果是使十二月份周平均数略为增加。同时,直到最近,六月份也发生了相同的情况,不过程度较小而已,然而,从1927

年起的数字表明这种作法正在消失。

个数字可能比表面上看到的情形还要高一些,因为人们相信米德兰银行按月公布的数字没有“假帐”②。劳埃德银行和威廉迪肯银行所公布的准备金为11%

到11.5%

,其次其他五家银行则为10%

到11%,最后是库茨银行,其业务与别的银行差别相当大,其数字是8%到9%。另一方面,米德兰银行由于所保持的“通知与*

短期活期存款”低于一般平均数,于是便部分地平衡了它的高额现金准备比;而库茨银行则是由于是这种存款高于平均数,使之得以平衡。

如果我们回到战前的统计数字上去,就会发现准备比有慢慢改变的趋势,但改变是十分缓慢的,而且与银行利率以及贸易情况都没有任何关联。

每月数字的公布,首先是由十三家银行在1891

年根据戈申的建议开始实行的。①当时的准备比是13%

。1898

年提高到14%,1908

年提高到15%

或16%

,直到1914

年大战爆发之前仍旧是这个数字。但是,就战前的数字而言,准备金中包括“联合王国其他银行的结余,和向其收款的支票”,以及库存现金和英格兰银行的存款。如果现在也把这些项目包括在内的话,比率就会提高3%至3.3%

,从而使米德兰银行在改变其比率之前的那一时间的战后平均数字提高到15%

左右,也就是几乎与战前的数字相同。至于在这种情形下仍旧使战前数字显得大的逾额量,原因可能是这样:这种数字现在所代表的是每周一日的平均数(不同的银行日期也不同),而战前数字却只是每月一日的数字(不同银行的日期也不同),于是由于“假帐”而提高到真实平均数以上的程度,甚至比现在还要大。

至于银行准备金中的现金与英格兰银行存款备占多少的问题,是可能作出估计的。有一家银行(伦敦与史密斯联合银行)在战前时期惯于分别发表其库存现金与英格兰银行所存的现金,数字表明大约各占一半。在目前时期(1928)各银行的准备金总额中必然足有2/3

是以纸币形式保持的。而在英格兰银行所存的现金则不超过1/3。因为,在1928

年11

月①银行券与流通券合并发行时首次公布全体以经营国内业务为主的英国银行(除十家清算银行之外还包括好几个机构)在英格兰银行的存款总数1928

年11

月不超过62,500,000

英镑。而这十家银行所公布的准备金总额则在190,000,000英镑至200,000,000

英镑之间。如果我们假定公布的数字由于假帐的结果增加了大概22,500,000

英镑,剩下来的数字就会是172,500,000

英镑,其中大约有115,000,000

英镑是以纸币形式保持的,而存在英格兰银行的则为57,500,000

英镑。我们没有理由不应该知道准确的数字,但是正像银行统计中许多其他数字一样,这种数字也是保守秘密的。

九家清算银行已公布的准备金对证券发行总额(库券和银行券总合)加上在英格兰银行的私人存款总额的比率如下。(见第51

页)最后一栏的数字提出了九家清算银行的准备金中所持有的国家货币和中央银行货币对这种货币总数的比例,这说明最近已有相当大的稳定增长。由于假帐大概已经有所减少,这些数字可能对增加的情形说明得不够,而不是说得过分。在九家清算银行已公布的准备金绝对数额中,1929

年的数额与1924

年相同,而第(3)栏的总数则下降了8%。这就说明公众手中的两种券必然已经大大减少,而活期存款则像我们在(第32

页)所见到的一样,实际上没有变动。由此可见,所说明的情况是:两种券的使用相对于支票的使用说来,还是在显著地下降。这个表还鲜明地表明了米*

据信,为了比较,这个数字由于英格兰银行贷给法兰西银行、并在当时已偿还的贷款所列的某一项帐目消失不见的缘故,在1927

年春至少已经消去了5.000,000

英镑。

德兰银行改变准备比所产生的效果。因为,英格兰银行在1929

年所保持的国家货币和中央银行货币的总额虽然比1926

年低4%(其中1%反映在交换银行所减少的准备金中)而会员银行货币却增加了8%。

(二)美国

——美国与英国的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准备比乃是法律问题而不是习惯问题。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两国实际保持的准备金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联邦储备体系下的会员银行①需要按以下的百分比在它们的储备银行中以存款帐户的形式保存准备金:①要是根据已公布的活期存款及定期存款的数字来计算法定准备金的话,实际上甚至比在上表所能见到的情形更为复杂。其原因何在,我不必讨论。

但是,按实际准备金额数字来说,法定准备金额数字乃是由通货主计长不定期地编出的,目的是让他自己能确知各银行是否已正式履行法律的规定。根据活期存款净额所算出的平均法定比率一般算出为10%至11%。由于定期存款的准备比只有3%,所以当定期存款相对地增加时,存款总额的法定准备比就下降;这一原因使之从1918

年的9%左右减少到1922

年的8%,以及1927年的7.2%。然而由于美国的库存现金不计算在法定准备金之内,我们必须在上述数字之上加算2%

左右才能使这个数字与英国方面的数字相比较。如果估计到英国存在造假帐的办法,那未两国的会员银行按法律或习惯的规定所持有的现金及中央银行存款对本行的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极其相近了,为数大概是9%至9.5%之间。

此外,在美国实际持有的准备金百分数通常与法定的最低额没有很大的差别。在战争时期不安定的情况下,实际准备金有时还超过最低额达存款的1%。但在战后超过最低额(除12

月31

日之外)达0.5%以上的情形就很少见,经常只超过最低额0.1%至0.2%。例如,在1926

年中时,国民银行(代表百分之80

以上的会员银行)实际持有的准备金为7.5%,而规定的法定最低额则为7.4%。这就表明会员银行实际上已经充分运用其储备银行的存款。

这些结论,已经在联邦储备局1924

年年度报告书的明确叙述中得到了证实,情形如下(见该报告第9

页):“储备银行的未清信用额对会员银行的借款和投资额之间的比数只相当于1920

年比数的一小部分。会员银行在储备银行所持有的准备金余额与会员银行存款债务之间的比率实际上经常保持在10%左右不变①。这代表着法律所规定的最低额平均数”。

会员银行希望使准备比尽可能接近于法定最低额的心情是由于它们存在着减低不生息资产的自然意向而来的。而它们之所以可能这样做,则是因为有某些特殊的便利条件存在。首先,法律准许银行的准备金在一个具体的日子降低到规定额以下,只要每周平均数足够此数就行。准备金如有任何不足时,可以通过向联邦储备银行贴现的办法迅速予以补足。如有任何超额时,可以在通知贷款市场上立即贷出,并顺次运用,使票据流出。因此,几乎所有银行(特别是在纽约市,那里的通知贷款市场近在身边)的办法都是将它们的准备金削减到接近于法定的最低数字;这是无足惊奇的。①因此,事实说明在英国和美国的现行银行营业状况下银行存款的总额(在我们的货币方程式中以m

代表)对于会员银行“准备金”说来,乃是极接近于不变的倍数。②

(三)其他国家

——伯吉斯博士(同前书第36

页)所引的数字指出,有几个其他国家的准备金(包括现金)对存款的百分数与英国和美国没有很大的差别。他根据1925

与1926

两年所作出的估计有如下述:典型准备金额

美国会员银行9.5

十家伦敦清算银行11.5

四家法国信贷公司11.5

瑞士私人银行8.0

加拿大特许银行11.0

但是,在德国,这方面的情形既没有得到法律的保障,也没有得到习惯的保障。就柏林主要的银行而论,它们以现金及发行银行存款余额作准备的存款的百分比有如下表:

1900

年终12.5%

1913

年终7.4%

1924

年终6.1%

1925

年终5.0%

1926

年终4.4%

在一年的其他时期里,准备金的状况更为恶劣,例如在1928

年3

月31日,六家主要的柏林银行所持有的现金、外国货币、总票以及发行银行与清算银行的存款余额总共不超过它们存款总额的2.5%。该国83

家主要信贷银行(包括六家柏林银行)对存款总额52,800

万英镑所保持的百分数也是这个数字。的确,他们的通知存款的百分数比英国低(见以上第13

页)。

但这百分数之所以低的主要原因似乎是获得现金方便的缘故;有需要时,只须在附近的国家银行支行通过贴现的办法即可获得。因此,德国银行可再贴现的合格有价证券就构成了真正的准备金,而这种有价证券对其债务的比例就足以有效地制止膨胀。然而这却意味着当商业复兴而合格票据的供应因之扩大时,在德国制度下,可能过于容易迫使国家银行相应地提供更多的新贷款。换句话说,对于违反中央银行意图的利润膨胀的发展说来,德国的银行制度和其他国家比起来是比较缺乏保障的。现在国家银行当局看出了这种危险,所以近来有时便对各柏林银行施加压力,使之改变办法。①在紧急时期国家银行便采用信贷限额配给的办法作最后的手段。这就是对一定机构的合格证券贴现时,根据其本身裁夺规定一个限额。就局外人看来,德国的银行法在要求会员银行保持最低限度准备金(最好采取国家银行存款的方式)方面,显然急需修改。

二、非准备银行资产的转换可能性人们谈论时往往好象认为会员银行所持有的投资、贴现以及垫款等等的总额,在相当大的限度内是由他们对机宜的判断决定的。作出这种决定之前,人们认为银行应当注意到商业的需求,企业的潜在情况是否稳妥,顾客帐户的一般情况,以及投机是否盛行等等。

但是,以上所提供的统计数字表明这种说法乃是“流俗的讹传之见”。

除开在少数的时候有意识地改变惯例比率(如米德兰银行在1927

年所实行的那样),以及会员银行有可能支配其准备金(这一点将放到第七篇中去讨论)的情形以外,银行家通常所决定的不是他们可能贷出的总数是多少一一这主要是由他们的准备金状况决定的——而是以什么形式贷出;也就是说,在他们可以采用的各种投资方式之间,以什么比例来分配他们的资金。概括地说来,有三种类型可供选择:(一)供给金融市场以承兑汇票与通知贷款,(二)投资,(三)给顾客垫款。一般说来,给顾客垫款比投资更为有利可图,而投资又比承兑汇票与通知贷款更为有利可图。但是,这个次序并不是不可改变的。从另一方面说来,承兑汇票与通知贷款比投资更富“流动”性,也就是更有把握在短通知期内不受损失地兑换为现金,而投资又比垫款更富“流动”性。因此,银行家们便要始终不断地权衡得失,他们的资金在这三个范畴之间的分配比例是有很大变动的。例如,当他们感到投机活动或者商业繁荣可能正在走向危险阶段时,他们就更加严格地检查自己流动性较低的资产是否安全,并设法尽量转入更为流动的状况。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顾客对垫款的需求增加,而这种顾客又是银行认为正当的和受欢迎的顾客时,他们就减少投资以至承兑汇票来尽量满足垫款的要求。如果垫款的需求减少,他们就运用从这方面放出的资金以重斩增加其投资。

要说明这一事实只要把主要的英国银行的垫款比数(即他们给顾客的垫款对存款的比例)提供出来就够了。

十分显然,银行存款用于顾客垫款的比例,为了配合商业需求可能有很大的变动,但是由此并不能得出推论说,银行贷款的总额增多或减少了。

英国巡家清算银行垫款额对其所持有的存款额的百分比①三、准备比应该怎样确定?

大不列颠的银行所应保持的准备比向来没有法律作规定。在英国股份银行兴办的前期,准备比由银行考虑营业的慎重和方便错误!未定义书签。

以后自行保持。同时,因为象这样保持的数字除开在那与正常状况很少关系的半年度资产负债表中发表外,从来不予公布,所以它们就没有理由保持更多的准备金了。但是,在1891

年2

月财政大臣戈申先生(当时他任此职)在利兹发表的著名演说中,利用一年前巴林危机所造成的不安局势以及随之而来的情况,论证银行惯例保持的准备款不足以保证这个体系的安全。这个意见在舆论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致使各银行感觉到必须采取行动。除此之外,戈申先生还暗示他已经准备好了一个通货改革计划,打算提交议会。

正如当时《经济学家》杂志所说的:“由于银行界的反对以及格拉德斯通派的为难”,使这个计划毫无结果,但是银行却略为增加了它们的准备金,并开始按月公布报告书。因为这些每月报告书主要是给公众看的,同时又无需符合什么法律的规定,于是在这种表报中造“假帐”的办法便不幸被采用了,并一直继续到今天。过了一些时候,日常营业中所使用的现金减少了,同时银行又从事合并①(大规模的合并可以说是从1896

年组成巴克利银行时开始的),都使银行实际要用来防备万一的准备金总额减少;而惯例准备数额却略有增加,这是由于银行为了做广告和创信誉而力图保持当初只有实力较强的银行才保持的那种比率的缘故。到1926

年时,这方面就变成一种情况,使利夫博士在他以威斯敏斯特银行董事长的身份写文章时,把准备比说成是“完全任意规定的”②。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美国的情况颇为不同,准备比(因不同类型的银行而有所不同)是由法律规定的。除此之外,定期存款的准备金比率比活期存款的低得多,而且库存现金完全不算作法定准备金的一部分。因此,在美国,关于准备金额由银行根据应付意外的实际需要来决定的一切主张都已经被放弃了。

我们必然会问:那末,法律或习惯为什么要强使银行保持超过其实际需要的准备金呢?毫无疑问,正象我们的通货与信贷中许多其他措施一样,有一部分原因是:这种办法只是由以往的形势中遗留下来的,同时也是因为我们要把一个表征货币体系当成商品货币体系处理所造成的结果。但是在这一现象的后面,却隐藏着一个坚强的现实理由。要求各行所保持的准备金额超过其库存现金与清算方面所需的严格数额,乃是一种手段,使他们担负中央银行由于维持通货所担负的费用。

在我们可以想出的货币制度之下,这种办法可以是不必要的。但是如果要维持一个国际标准的话,中央银行就必须保持一定量闲置不用的不生息或不能充分生总的黄金贮备或他种准备。如果由于中央银行所采用的承认某种票据或某种类型的证券“合格”的办法:使得人们能有完全流动的生息投资,那么在理论上讲来,会员银行就可能大刀阔斧地削减他们的准备金,把准备金确实限制到库存现金与日常清算所必需的数额。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会员银行被强制分担整个体系维持最后准备金的费用乃是合理的。没有这种准备金,则关于“合格”票据与“合格”附属担保品的便利办法往往就可能垮台。叫他们分担费用的办法是强制他们在中央银行保持一定比例的不生息存款或者保持一定比例的不生息票据。

在现代银行营业制度之下,大部分中央银行的黄金贮备一般诚然仍旧是由握在公众手中的实际纸币发行额来提供的。但是,我认为潜在的发展方向是:政府方面把纸币发行当作收入的合法来源①,同时会员银行则规定必须提供应分的中央银行准备金维持费。

只要认为会员银行所应保持的现金准备比完全由会员银行根据自身的安全和便利的需要确定,那末英国让银行自己决定适当数字的传统办法就大可辩护;特别是达到一个阶段之后,当暴发户银行象现在英国的情况这样已经绝迹时,就更加如此了。但是一旦认为其他的条件也有关系时(上述影响整个银行体系的安全和效能的条件,而不是影响个别银行的利益的条件),那么上述办法看来就不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显然是最好的办法了。战后中央银行管理技术的发展(这种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人们所欢迎的,我们将在下面第七篇里更详尽地予以阐明),使我们进入了两种准备比之间的过渡阶段。

现代中央银行管理法特别是“公开市场营业”办法的采用,使中央银行必需能掌握一笔资财,其数额对于整个银行体系的规模说来要达到一定的大小。

同时,以下的一点也是正确而合理的:会员银行应以其中央银行的无息存款,对最经济和最有效的体系的安全供应其所必需的大部分资金。有这种体系存在。才使得会员银行能如此安稳和有利可图。现在要使英格兰银行资力雄厚到无可怀疑的程度,并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能指挥如意地掌握市场而不过分紧缩其获利能力,则其所需的银行业存款的正常水平也许比会员银行为自身的营业安全与便利所需的严格数额更大。如果这一点正确的话,那末人们从实际所到的和预料要发生的现象,会同时使人们怀疑以后继续让这种事情完全由会员银行自行斟酌决定的做法是否合适。

我们如果回头看看五十年前的情形,大概就会看到会员银行当时所持有的准备金并不多子银行自身为了安全和便利起见所需要的金额,结算日也许是例外。在两个结算日之间的时期里,人们确实没有多大理由把资金不必要地封存起来。由于往后银行合并的发展、公众使用现金的减少、以及银行机构的速度和效能的普遍提高,使准备比严格必需的数字趋子减少。但由于我国的银行保守,又由于没有任何一家银行乐于被人认为首先把准备比降低到他行之下,所以这一条件就没有充分利用。其结果使我们达到了现在这种相当勉强局面:银行自动保持的准备金比确实需要的略多一些,其理由也许连银行自己都不十分明白。然而,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希望在合乎安全和外表体面的情况下尽可能多赚钱,这样就使他们采用了这种极不适当的策略,就是上述造“假帐”的办法;于是,他们的人际比数就大大低于其表面比数了。

其实,他们要有一个时期中慢慢采取协同一致的行动或同病相怜的行为,蚕食它们的惯例比数,那也并没有任何重大的阻碍存在。

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可以由1927—1929

年所发生的一个有趣的插曲来说明:正如上面所指出的,米德兰银行在以往若干年里所保持的准备比大大高于其敌行。这种做法从该行自己的观点看来,并不能明确是否真正值得。因此,从1926

年下半年起,米德兰银行的准备比逐年下降的变化就显而易见了,从1926

年的14.5%左右降到1929

年的11.5%左右。由于米德兰银行在这个时期的存款总额至少有3,700

万英镑,这样就等于腾出1,100

万英镑以上的现金。事实上使全体银行可以增加其存款(及垫款)约1

亿英镑而不增加一点准备金总额。由此可见,整个这一做法的结果,要不是英格兰银行方面予以默认,大量增加银行货币而不增加一点准备金,就是使英格兰银行的资金减少1,100

万英镑;这笔款项的利息得之于米德兰银行,而失之于英格兰银行。

不过,就当时的情形说来,这种信贷的放松在一种特殊情况下对公众有了益处。因为当时正需要增加会员银行存款总额来平衡定期存款的增长,这存款总额如果让英格兰银行自行处理的话,就不可能充分增加。因此,事实上米德兰银行就不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沿着无可非议的路线(因为它的准备比依然高于其他银行的平均数)那样做了,而且对于总的局势也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然而在任何健全的现代制度下,全体会员银行扩充资金的问题决不应该依赖于个别银行的活动,即使中央银行仍然有力量采取适当的办法消除其影响时情形也是这样。因为中央银行至少应该可以假定其和会员银行一样聪明,而且应该更多地依靠它来为全体的利益服务。

因此,我的结论是:美国以法律规定会员银行准备金额的制度,比英国依靠含糊而不确定的惯例来规定的制度更为可取。

况且,现在的制度之所以要调整,以便使英格兰银行具有无可抗衡的控制权力,不仅仅是因为“五大”银行(全体或某几家)可能蚕食他们的准备比的缘故。正如前面所指出的,目前会员银行的准备金不仅包括他们在英格兰银行的存款,而且还包括他们所谓的“现金”,同时他们在准备金总额中这两个类型之间的比例可以自由变更。通常的“现金”包括银行钞票(以前还包括库券),但是也可以包括存在外国中央银行的存款(想来可以,但就我所知,英国银行还未曾实行过这种办法)或黄金。现在选用任何一种办法都有可能使英格兰银行遭遇到意外和不便的事,情形如下:(一)只要英格兰银行按照现有的公式计算它的准备金“比例”,那末如果会员银行将它们的“现金”转变为英格兰银行的存款,情况就可能在很大限度内受到人为的影响,反过来也是如此。现存的信用发行对于银行的自由准备金的影响是否足够,大部分要取决于会员银行在这方面的政策。

(二)如果会员银行以黄金本身作为一部分准备金的话,其结果就会减少英格兰银行的利润或者使其自由黄金低于安全点。1923

年的银行钞票法中加入了一项条款,授权英格兰银行强制收购国内在这种方式下所持有的任何黄金,以应付这种可能情形,这诚然是明智的做法。但是这一条款并不能阻止会员银行将其存在国外或在运输途中的黄金算作准备金的一部分。据信最近就曾出现银行利用这种自由的若干事例。

(三)英国会员银行要把它所持有的准备金以“专款账户”的方式存入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是没法防止的。就安全的观点而论,甚至就便利的观点而论,这种存款实际上“与黄金一样坚挺”。但是,十分显然,这种作法就剥夺了英格兰银行必要的资金和利润量,从而使它控制英国银行货币量的力量大为降低。我不知道这种选择枚是否曾经运用过。但这种危险却是真正存在的。因为就欧洲大陆的会员银行而论,将准备金的一部分存在外国金融中心的做法是很常见的。并且,这种作法有时还给中央银行的权力带来很大的损害,比如我听说瑞士的情形就是这样。在德国,目前主要会员银行在国外金融中心所保持的大量流动资金就大可以严重地损害国家银行的领导权。

更有进者,十家清算银行以外的许多银行包括海外银行的伦敦支行在内,由于不公布每月数字或平均数,于是就给伦敦货币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使它们可以不一定按比率为英格兰银行的资金提供自己的一分。

最后,还有某些重要的技术上的便利条件,如果没有法定的准备比就不能实现(其全部意义将在以下几页说明),那就是活期存款与定期存款所需要的准备金之间的区分,以及英格兰银行在规定的限度以内随时改变法定比率的权力。

为全体银行确定法定准备比的原则问题,与这些条款应当包含什么内容的问题,性质是不相同的。但现在我根据以下方面提供一些意见:(一)规定的比率应包括大不列颠全部以英镑支付的银行存款在内①。

(二)应在30

天(或者说14

夭)或更长的通知期内付款的存款算作定期存款。

(三)规定的比率应该按每月的日平均数计算。

(四)现金准备应以英格兰银行钞票或在英格兰银行的存款余额构成,但后者不得少于总数的40%。

(五)正常的额定现金准备对存款的比率应如下述情形:活期存款15%

定期存款3%

(六)英格兰银行应有权在30

天以前提出通知后改变额定比率,在活期存款方面应可改变10%到20%,定期存款应可改变0%至6%。

这些条款将大大加强英格兰银行手中的控制权——这样就的确会使它对银行货币的总量掌握住几乎近于完全的控制力,而又不会在任何方式下损害股份银行的合法营业。上述六项对这方面的重要意义将在第三十二章第六节中更充分地予以阐明。

因此,在法律或习惯把准备金对存款的比率规定得比较死的国家里,关于银行货币数量m

的最后确定,我们就只有回到决定这些准备金数量的因素上来了。这些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内由中央银行决定,而会员银行的行动则必须或多或少被动地跟着走呢?同时,如果有的话,会员银行对准备金量能主动影响到什么程度呢?只有当后一种情形确实存在的时候,关于会员银行所能决定的只是贷出形式而不是贷出总量的说法才有必要作出修改。

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推迟到第七篇中提出。

第二十六章

营业活动

一、营业活动对于营业存款流通速度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在营业兴旺时现金的周转比较快。诚然,在这种情况之下,速度可能不止是与交易成比例地增加。因此交易的增长不会象“如果其他事物保持相等”的情形那样,与价格水平的下降相继出现;在商人心目中,交易的增长反而实际上经常与物价水平上升联系在一起。我们在第二十四章里已经看到这种结论显然让人认为有道理。当营业兴旺时,整个交换过程是加速进行的,这种加速度减少了两次交易之间必须或宜于保持现金的平均时间。这种情形就是收款与付款更加急速地接踵而来。此外,当市场情况良好时,人们可以信心更大地预计商品可以找到今人满意的销路。因此,至少是在商界的信念中,就不那么需要为呆滞的库存与不能收回的贷款等意外亨件作准备了。此外还有一个理由是,当营业兴旺时,商人为了提供营运资本,资金可能更加看紧,因而使他们尽最大限度节约他们所持有的现金。

然而这个论点可能过分地仅仅依赖于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实际经验中,营业的兴旺一般都伴随着出现物价水平的上升而不是伴随着出现物价水平的下降。因为这一事实利用过度投资使基本方程式第2

项增长这一现象来说明,比利用直接影响真正速度的因素来说明可能更好。

真实交易量的扩大往往随之而使速度的增加超过比例,这个结论乃是人们常有的看法。但是有一种著作家主张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趋于相等;也就是说,它们的变动几乎是严格成比例的。安吉尔教授曾提出维塞尔教授就是这一学说的早期遵奉者,而查理·穆纳男爵则是法国近代的拥护者①。然而,有关这些方面的说明最为现代学者②所熟悉的乃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卡尔·斯奈德先生的论著③。

斯奈德先生的结论是经验结论,所根据的是过去几年美国银行借方(即银行票据交易额)对活期存款的比率的可变度的计算;如果用我的术语来讲,这就是活期存款的流通速度。他不是把这个和“交易”量作比较,而是和“贸易”量作比较。由于斯奈德先生的表格是活期存款流通速度可变方面迄今所进行的最充分的考察,所以不论我们是否接受他根据这些表格所作出的结论,把它们引出来总是有用的。

下表中所列的是包括纽约在内的141

个城市中,根据“贸易”量算出的偏离正常速度(定义是票据交易额(或借方〕对活期存款的比率)的可变度年平均百分比(见68

页):

我们即使根据表面值来接受这个表,除了在1921

年萧条中两个数字都下降之外,似乎仍然没有多少东西能证明一般所说的有关联系。然而,如果我们不采用141

个城市而采用全国的活期存款流通速度,一般所说的有关联系就更不显著了。正如下表所说明的,从1922

年起,就没有显示出任何有关联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如果采用纽约市的数字(也已在下表中列出),那么就变动的方向而论,却具有相当大的一致性:1919-1925

的平均数=100

因此,情形就可能是这样:如果斯奈德先生主张营业存款流通速度和贸易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关系,而不是活期存款流通速度与贸易量之间存在着一致关系,那未他就可能更接近于正确。从另一方面说来,这种说法也可能太过于笼统了。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而且还用之于金融与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其真实交易量有时可能随着贸易量变动,但却可能经常不如此①。因之,这个理论的统计基础是不足以提供对于理论的支持的。

二、银行票据交换额和营业量的关系我们能否从银行票据交换额中得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贸易量或生产量指数?这就有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将有关工业流通的交易和有关金融流通的交易分开,或者至少获得有关前者的变化的近似指数。

我们不妨这样写:

b(银行票据交换额)=q1r1+q2r2其中的:r1=工资量和本期生产的商品(成品及半成品)的贸易量;r2=债券,股票、不动产和其他金融契约的交易量;两数各依其在现金使用方面的重要性按比例加权,同时两者的物价水平q1

与q2

也以同样的办法加权。

于是我们就看出,在q2r2

相对于q1r1

说来量值小的时候,或者它按同样方式变化时,b

才是q1r1

的可靠指数。就全国的票据交换额而论,我们没有理由认为q2r2

量值小。但是,有时可能分离出一个特别部分的票据交换额,将这个假定应用上去时就更有根据。例如,通常有一种办法是将伦敦证券交易所清算日从总的票据交换中除去,以便获得一种数据,可以作为说明英国贸易形势的指标。但是,因为现在伦敦最坚持的金边证券市场没有特别的清算日,所以这种校正办法就不再具有充分作用了。在英国,目前要部分分离q1r1

的最为可用的办法是采用地方票据交换额和地区票据交换额(即主要地方城市的行际票据交换额),因为利用这种办法,大部分纯金融交易大概可以分离出去,原因是这类交易都是通过伦敦的。

q1r1

的变动方式也不和q2r2

相同。的确,长期说来,股票的价格指数最后可能与q1

一起变动,工资与日用品的价格指数以及股票市场的特大活动可能常常伴随着大的贸易活动一起出现。但是,当物价水平变化迅速的时候,金边证券指数变动的趋势与q1

的变动方向不是相同而是相反的。这一点可以从英国战后的物价与银行业务统计数字中得到说明。在下面表中(第71

页),a

是定息证券的价格,b

是普通工业股票的价格(根据伦敦与剑桥经济研究所的计算),c

是大不列颠消费品价格指数,d

是贸易部批发价格指数。

此外,因为金融交易的活动比工业交易的活动更容易变动,所以就能明显地看出:除非将证券交易所的交易除去,否则银行票据交换总额作为本期生产和消费所造成的贸易交换量的指数而言几乎是毫无价值的。这个结论可以由票据交换总额的数字中得到证实。银行票据交换总额(b),在物价方面根据贸易部批发价格揩数(d)校正后,便得出如下的结果(第71

页下表):我们如果根据费雪方程式mv=pt

作出推论说:因为b=mv,所以b/d便是贸易量的指数,那我们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因为我们会发现所谓“贸易量”在1921—1922

年的萧条时期比1919—1920

年的繁荣时期大50%至100%,1925—1926

年比战前几乎大50%,1926

大罢工的那一年比1925

年大7%,而今日则差不多比战前增加了一倍。这乃是对这方面的计算的一种荒谬的归纳论证。十分显然,这里面由于包括了各种金融交易,并根据批发标准校正了物价水平,于是就造成了很大差异,足以使它的结果完全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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