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第31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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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111

98

100

111

98

1929

112

98

100

112

98

*

地方票据交换额到1921

年止是根据5

个城市的资料,往后则是根据11

个城市的资料。

上表中根据地区与地方票据交换额算得的速度使我们在可能范围内对于工业流通的速度可变性得到了最好的估计;至于根据票据交换总额算得的速度则说明了这种总额中金融流通和工业流通的交易所占比例产生的效果。

以地区与地方票据交换额为根据的速度变化所表现的一般方向,令人满意地证实了第三篇和第四篇的结论。也就是说:获得企业利润时流通速度预计应比遭受损失时高。地方支票交换额相对说来不受大宗金融交易的影响,其程度可以由下表中的数字说明。这是1928

年两个选定的检验日期的支票转移平均值:

1928

年1

月3

日*

1928

年8

月24

日.



数平



值宗

数平





城市票据交换额322,000

538

英镑116,000

911

英镑首都票据交换额234,000

35

英镑129,000

34

英镑地方票据交换额488,000

31

英镑297,000

25

英镑*

选定为典型的高侈转量日。.选定为典型的低移转量日。这一点在服从一个限制条件的情形下,得到票据交换所秘书霍兰一马丁的证实。他在1928

年的报告中说道:“必须提醒的是:城市的数字一天天地更加增大,原因是人们为了容易计算起见而日益增多地按每次交易使用支票、而不按交易余额使用支票。因此它们就不能用作贸易动态的指标。地区和地方票据交换额则是更为可靠的指标,但要是象去年底某一地区所发生的那样,各厂商之间由于营业购销而移转了巨额支票,使数字膨胀,那么这些数字便也会被推翻。”

说到这里就发生了一个问题:从活期存款速度中所观察到的变化是否真正反映营业存款速度的变化,抑或是它们反映了营业存款与收入存款或不同种类的营业存款的比例金额的变化?统计数字本身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是第一,在速度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计算出营业存款和收入存款的比例金额要有怎样的变化才能产生所观察到的结果;其次,假定两种存款之间比例和收入存款的速度不变,我们就可以算出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营业存款关于这两个计算中的第一个,让我假定收入存款和营业存款之间的正常关系是后者的数量为前者的二倍,而后者的速度则为前者的七倍(两个速度分别为恒量77

和11)。由于v

m

v

m

v

m

m

v

m

m

m

m

=

+

+

=

+

+

1

1

2

2

1

2

1

2

1

2

11

7

,

(

)

;因此v

从60

降为55

时就意味着

m

m

2

1

大约从3

变到2;而v

由60

升到64

时,则意味着m

m

2

1

大约从3

变到4。

其次,让我们假定收入存款和营业存款的相对数量是恒定的,那么如果认为营业存款(m2)为收入存款(m1)的3

倍,而后者(v1)的速度又为11时,则由于{

}

v

m

m

m

v

m

v

2

2

1

2

1

1

1

=

+

-

(

)

,所以v

v

2

1

3

4

11

=

-

(

)

。其结

果是,如果活期存款(v)从60

变到55,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些假定推论出营业存款速度(v2)从76

变到70;如果v

从60

变到64,v2

就从76

变到82。

此外,正如同活期存款可以分析为具有不同速度的收入存款和营业存款一样,营业存款也可以分析为具有不同速度的工业存款和金融存款。这就是我在第一卷中称为营业存款a

和营业存款b

的两种存款。前者属于工业流通、后者属于金融流通。因此,我们从营业存款速度中所观察到的变动可能是由于金融存款和工业存款比例金额的变动所造成的,而这两种不同形式存款的速度并无需有任何变动。由于金融存款的流通速度可能比工业存款的流通速度大得多,所以这一点又可能很重要。

根据可用的统计资料,我们已经无法把我们的归纳说明往前推进一步了。但以上所说的就足以表明:要解释已观察到的事实,真正速度并不必需要有重大的变动,因为它们也可以由用途不同的存款比例的变动来解释。因此,繁荣时期所看到活期存款流通速度上升和萧条时期所看到的下降,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由于真正速度的变化。其中有一部分变化可以认为是营业存款b

交易量增加所造成的,另一部分则证实了我们以前的预计,工业流通的交易值相对于收入存款而言在盈利时期将增加,在亏本时期则将相对下降。

六、真正速度的决定因素

因此,重要的问题在于辨别各种不同用途的货币的“平均”速度和特别用途的货币的“真正”速度(后者的意义是特别类型的交易量与其所用货币量的比数),因为“平均”速度的变动可能不是由于“真正”速度发生变动的缘故,而是由于不同类型的交易的相对重要性发生变动的缘故。但现在我们必须稍稍深入地研究一下可能使真正速度发生变动的因素。

当存款者决定,按照预期交易额的比例说来应保持多少余额(两者都用货币计算)时对他发生影响的因素,一部分是以一定的便利程度进行营业所需的余额量,另一部分则是这一数量的资金以各种方式冻结起来后所引起的牺牲程度。因此一定类型的交易所保持的与交易量成比例的余额水准(即这种用途下的真正速度)是由所获得的便利与所遭受的牺牲之间的边际平衡关系来确定的。便利与牺牲两者的程度都是有变化的,但是后者的可变性可能比前者大得多。经验证明,当牺牲大的时候,企业界维持营业所需的余额,只是牺牲微小、以致可以肆意求得便利时所保持的余额的一小部分。

便利方面的考虑主要是由渐次改变的社会习惯和商业习惯支配的。但还有一种作用较快的短期影响因素,那就是营业兴旺时,企业界可以用相同数量的现金账款来完成更大的交易而不致使便利程度有任何损失。

然而营业兴旺与速度增加之间已观察到的相互联系,就其形成原因是“真正”速度增加这一范围来说,大概也可以用以下事实来说明:在营业兴旺时期,把可以转化为营运资本的真实资金支配权以现金形式固定保持着所引起的牺牲较大。因此,我们就必须转而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相对于这种资金支配权使用于其他方面的情形而言,可能有哪些原因使保持余额所引起的牺牲发生变化。我们特别应该考虑的影响是:(一)营运资本需求的变化和贴现率的变化,(二)未来物价行情的预期。

在(一)项之下具有一种牺牲的成份,因为就存款者个人而言,保持余额就会把本来可以用于定期存款、投资或扩充营业等其他方面的资金支配权弃置不用。当营业不振、投资无吸引力时,则保持活期存款的代价只是不把现金用于储蓄存款、期票或其他短期流动投资而引起的利息方面的牺牲。如果在同一时期内贴现率和存款利息部低的话,那末决定余额对营业额的比例时,便利条件方面的考虑就可以发生作用。另一方面,如果营业兴旺发展、因而需要将公司或个人的全部资金用作有效营运资本,同时借贷能力又已经使用到最大限度,而贷款的利息又很高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强大动机将余额限制到以任何方法实际可能达到的最低水平,甚至不惜动用紧急贮备。这样就可以用同一真实余额进行更多的交易,或用同一货币余额进行价款更高的交易;后者就是降低货币余额对货币营业额的比例。

当营运资本的需求强烈,而且有超过供应之势的时候,这些节省余额的动机的压力对于物价就可能发生重大的影响。显然,这种情况可能和同时出现的交易量增加有关联,但却不一定有关联。这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企图在v

和交易量t

的可变性之间寻求严格相互联系的人,在某些时期能发现统计数字如他所预期那样地证实了自己的说法,而在另一些时期却又办不到。例如,美国在1920

年的繁荣时期,交易量的增加就曾与营运资本的供应紧张伴随出现,其结果是v

和t

看来发生一致的变动。但在1921—22

年的萧条之后出现的恢复时期里,交易量回升到原先的高度水平,这回却没有伴随出现可贷放资金供应的紧张状况;其结果是:人们所认为的v

与t

之间的相互联系在前一时期似乎已经证实之后,现在又不能成立了。换句话说,使速度增加的是信用紧张状况。

由此可见,(一)项下的牺牲量取决于其他运用资金的机会的竞争程度。

然而(二)项下的牺牲量却取决于人们对余额的真实价值是否有贬值的预期或恐惧,也就是取决于物价水准上涨的可能性。

后一原因造成的真实余额下降,在欧洲战后因所谓“抛出”一种通货而造成的对通货不信任的经历中当然达到了极点。但存款者有时由于害怕如果把购买推延一段时期,当时的物价就会对他们发生不利的变动,因而倾向于购买超过当时正常的需要,这时也会发生同样的现象。在一定程度内,这种现象会逐步变为(一)项下所讨论的营运资本的需求增长。但是这两种影响还是可以根据以下情况加以区别:即商品需求的增加究竟是由于营业兴旺、因而必需增加供应量的缘故;还是由于预计物价上涨、因而使购买的商品超过当时的真正需求量的缘故。这两种现象显然往往趋向于同时并存。

除开货币贬值的恐惧很严重这一极端情况以外,我还不大清楚,这种原因通过速度的增加(或减少)对物价所发生的直接影响是否重要。它只有在人们购进的商品量超过正常营业所需的量,并储积所谓现货时,才会发生作用。这种现象是不会大规模发生的,因为这决不能与投机或期货市场上的先期购销混为一谈。

然而,在极端情况之下,当物价水平上涨的预期普遍存在、一般平民由于害怕手头现金余额价值贬低,因而一拿到现金就立即将其变为商品或证券时,这种影响对于降低真实余额(同时增加速度),从而提高物价方面,可能发生灾变性的后果。这方面近来的事例已经是人所周知的了,无需进一步沦述①。当惊惧心理一旦发生之后,物价水准上涨的趋势比通货膨胀的速度更快;而在惊惧心理已经普遍发展之后,这种上涨趋势就还会迅速得多。当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之后,甚至连限制通货进一步发行的办法,在它没有使公众的信任恢复之前,也难于阻止物价上涨。通货紧缩、高额银行利率、统制汇兑、统制物价等措施,基本上应当根据它们使公众将其真实余额恢复到正常水准的效果来判断,而不应当根据它们对其他货币要素的反应来判断。

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通货效能一般是相当低的,主要是因为人们愿意储积纸币;在这种情形下货币价值特别容易受到不信任心情的影响,因为货币效能可以大大增加而无需使任何人受到任何真正的不便。

第二十五章

银行货币对准备金的比率

以往粗浅的货币数量学说虽然以“其他情况相等”的说法来解脱自己,然而还是很容易提出这样的说法,货币数量总额(m)乃是现金账款供应方面主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在战时财政以及战后通货膨胀的情况之下,实际经验中所见到的物价波动,并不总是密切地与货币数量总额对生产量的比数相呼应,现在这种变动几乎使每个人都更为不偏不倚地看待货币的其他因素的相对重要性了。然而货币数量总额纵使不是支配一切的因素,要是从长远说来,它仍然至少是一个显著的因素,而且特别具有实际意义,因为它是最容易控制的因素。

因此,我们现在就不妨确定一下控制货币总量的原因。在本章及后面的一章里,我们将分为两个阶段来讨论,首先研究银行货币的数量与准备金的数量具有什么关系,其次(在第七篇第三十二章里)研究准备金的数量是受什么因素决定的。

在第二章里,我们已经看到:现代银行制度下的会员银行存款总量取决于会员银行所打算保持的准备比(就是准备金对存款的比率)和准备金(其形式是现金和中央银行存款)的数量。因为,如果任何一家银行发觉自己所保有的准备金额已经超过了这个比率的时候,它就会象第二章所叙述的那样,开始放松尺度,进行贷款和投资,以便“创造”更多的存款。这样一来,就会使其他银行的准备金也增加,从而使它们引致更多的存款。象这样发展下去,直到整个银行体系中恢复了正常的准备比为止。这样说来,第一家银行对本行所出现的超额准备金虽然不能增设足够倍数(以准备比的倒数衡量)的存款,但由于它一旦放松尺度进行贷款时,其超过的准备金有一部分就会流往其他银行。而在整个银行体系中存在超额准备金时就会发生一种反应,使存款总量按照原先准备金增加的那一比例增加起来(从后者的始增量中已减去准备金由于存款水平较高而流住实际流通过程的现金的任何损失数字);因为不达到这种状况,有些银行就会发现自己的准备比高于正常数额。

因此,超过比例的准备金以及贷款和存款的增额最后将按适当的比例为这个银行体系中的全体银行所分摊,至于开始发动这一过程的银行究竟是哪一个则无关重要。有些银行家对于以上各条推论倾向于保持异议,但是他们的反对意见弄清楚之后往往是这样一种争论:任何一家银行发现自己有超额准备金时,并不能因而将本行的贷款增加一个相当于超额准备金10

倍(或与正常准备比相配合的任何其他倍数)的数额。这一点当然是实际的。

在银行体系中增注资金的准确数量的实际效果一部分取决于实际流通过程中相当于某一银行货币增量的现金增量究竟是多少,同时也取决于准备金对银行货币量的比数。让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数字作例子来说明一下:假定流通过程中的现金增量为银行货币增量的10%,而银行准备金在正常情况下为银行货币的10%,那么,增注资金最后就会使存款增加一个5

倍于准备金资金的数额。因为这些增注的资金最后将有一半归入于流通过程中的现金里,另一半则留作准备金,而后一半则会使存款量增加一个10

倍于增注准备金的数量。

美国已经有人对那些与这计算有关的实际统计比数进行估算。银行总裁斯特朗在美国国会货币稳定小组委员会上作证时曾作过这样一个估计:就美国的情况说来,流通过程中的现金增量约为活期存款增量的20%,准备金则等于活期存款的10%

。如果这些数字正确的话,则增注资金(现金或中央银行货币)将使活期存款中最后的增量等于该增注量的3.3

倍①。

但是,流通过程中的个人收入现金量与收入存款量之间虽然可望具有相当稳定的关系,而流通过程中的现金总数与活期存款总数之间却完全不能希望其具有稳定的关系——无论如何在短期内或没有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之前,情形就是这样。变动的趋势也不定相同。例如,从1921

到1929

年美国流通过程中的现金量几乎没变,而同一时期的活期存款却增加了40%

以上。

诚然,在任何有变动的时期里,造成不平衡的原因之一,往往是这样一个事实:当准备金刚一增加时,银行货币所能扩充的程度,比货币收入和收入存款中的现金部分有时间作出相应增长后所能长期维持的程度更大。在现行制度中,有一种麻烦而确有危险的特征,那便是对于以现金形式保存的收入存款以及以银行货币形式保存的活期存款必须保持不同数量的准备金,因而在这两种过程的互相转换之中便有一种不应有的实际意义。

因此,银行货币(即银行存款)的数量便取决于会员银行的准备金数量,同时也取决于会员银行按法律、按惯例、或为自身便利起见而打算保持的准备比。在这一章里,我将假定会员银行准备金的量已定,然后来研究在该准备金基础之上人们将设立多少存款。在第七篇第三十二章里,我们将进而研究决定会员银行准备金数量的各种因素的问题,特别是关于不同货币制度下这些准备金数量在什么程度内可由会员银行自身左右,在什么程度内由中央银行或它们所不能控制的外界因素来决定。

一、准备比的稳定性

往往有人说:银行是按照贸易情况而改变其准备金的。例如,庇古教授在“工业的波动”一书第259

页里说:“这个比数不是刚性的而是弹性的。

在繁荣时期里,股份银行和别人一样感到乐观,可能愿意减低他们的比率;在萧条时期,他们是悲观的,可能希望提高他们的比率”。庇古教授唯一用来支持这个结论的证据乃是关于一百多年以前的情况。就大英帝国和美国而论,我们在下面就可以看出,现代统计数字是不能证实这一结论的。我们将看到这个比率随银行的类型不同而变,并且事实上也由于种种原因而不时发生过变化。但是在任何一定的时期内,银行却严格遵守本身的既定比率。同时,下面将要提出的数字也会表明,现有的波动与贸易情况之间并未显示什么有关联系。这是意料中的结果。如果让比率下降,下降到低干原先按照慎重和信誉等方面的考虑所决定的数字,那就是虚弱的表现,至少可以说是侥幸心理的表现。然而如果让比率上升超过了这个数字,那就会完全不必要地放弃一个利源,因为超额准备金总是可以用于购买证券或用于投资的。

由此看来,统计资料(将在下面引出)表明,除非在例外情况下,所有的银行都会把它们的准备金运用到最大限度。也就是说,他们很少或从来不会超过惯例比率或法定比率规定为目前这段时期内所需的数量,保持闲置准备金。诚然,当生息的完全流动资产可以购得时,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银行所面对的问题不是贷款多少问题,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准备金的适当倍数,用简单的算术就可以求得。这问题是:在流动性较小的形式下所提供的贷款占多大比例就算安全。因此,实际上会员银行除非能控制准备金总数,否则就完全不能有效地控制其存款总数;关于这种可能性,我将在第七篇中回头来讨论。

然而,银行将尽最大限度贷款的结论,也就是说它们决不会超过正常比率保持闲置准备金的结论,却有赖于两个条件得到满足:(一)其情形必须是有生息资产可以购得,这种资产的流通性是毫不成问题的。否则,银行就会常常不得不保持超额的准备金,作为避免日后准备金不足的唯一办法。如果出现的局势和意大利不久之前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库券到期时不能依靠国库付现,而中央银行在市场上又不对这种证券提供新的垫款,那末这一条件就没有满足,当人们害怕这种局势可能发生时也是这样。但有了现代的中央银行业务以后,有这种局势存在,甚至是有这种局势的恐惧心理存在,都是反常的。在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实际上担保对于某些特种证券的贴现,而大不列颠的英格兰银行则长期以来一贯是这样做的。现代中央银行以现金购买某些特种生息证券的责任,几乎像它必须用法市兑换本行纸币(如果银行纸币不是法市的话)那样,是一种绝对的责任。因此,银行证券便和黄金一样好,甚至更好,因为它可以生息。这样看来,银行就没有理由要保持超过成文法或习惯法所要求的现金数量而牺牲它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向市场放出贷款后所能获得的利息了。

(二)其情形还必须是这样:银行因法律或有约束力的习惯而规定保持的现金准备必须超过营业便利所需要的最高额,从前并不一定如此,现在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如此。现在,与支票比起来,现金的使用已经减少了,而总行外调的运输办法又更加迅速,同时银行存款人造成严重的“挤兑”一一将存款兑现的情形,至少就英国的“五大”银行说来又是不可能的;这种种因素凑合起来,就使银行绝对必需以库存现金形式对于其存款保持的现金比例减少了。除库存现金之外,各行还要在中央银行存有一笔余款以备清算中发生逆差时应用。但是,假定它们已经保有足够的完全流动的生息资产,可以应付各种按理可能发生的情形;那末只要不是法律或约束性惯例有所规定,就完全不必在以上两种需要以外再保持任何现金准备了。

现在让我们根据英国和美国的实际事实来考察这些结论。

(一)英国

——在英国,会员银行必须为存款保持的现金准备没有法律规定。比例数字是由习惯和传统决定的;只是数字一经决定之后,一家银行如果使本身的准备比低于通行水平的话,就会有损于该行的信誉。然而英国关于这方面的习惯却有两个特点:

第一,由于没有法律对这问题作出规定,所以遵守数字公布日的例规比遵守非公布日的例规更为重要。以前,这种数字是半年公布一次,现在则按月公布。现在银行仍旧习惯于在年终的年度报告里,把例规数字调整得比每月报告的数字高许多;这一部分也许是当人们仅仅发表这一种数字的时代所遗留的风气。它们实际上在年度报告中所公布的库存现金及其在英格兰银行所存的现金总数,甚至比年终结算日之外通常结转的数字高出50%

。不管这是不是故意作假,这种做法总是愚蠢的。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存在,但达到了什么程度不知其详,那就是:它们的每月报告中所公布的数字是该月中四个日子的平均数,即每星期中资产负债表造表日的平均数,比真正的每日平均数高。①不仅如此,采用这种作法的“五大”银行中的四家银行(米德兰银行不在其内),可以而且实际上也各自在每个星期中选用了不同的日子来“略施小技”。那就是说,各银行轮流从金融市场收回一定数量的资金,以便在每周中划归收款银行的当日提高该行在英格兰银行所存的余额。这样一来,“五大”银行所公布的一部分准备金数字就好比一群出台四次的跑龙套的兵。当银行甲的圣日渡过之后,为了公布数字而存在英格兰银行的那一部份余额就不再需要了,于是便贷给金融市场,金融市场马上就尽快地转给圣日已临的银行乙。因此,英格兰银行的余额在清晨还是银行甲的准备金,到日落之前却已成了银行乙的一部分准备金出现在公众之前,情形就象这样一天一天地转下去。总之,正如利夫博士担任威斯敏斯特银行董事长时率直地说明的那样:么布的准备金“在一定程度内是虚假的”②。在这种方式下,英国股份银行的传统“实力”便安全地保持下来了,并传之后世为人们所赞羡。

第二,各银行并不把准备比调整到同一数字。这些营业办法上的差别,可能是由于所营业务的类别不同,也可能是由于所持有的次级流动资产数量不同。然而也可能只是以前的情况遗留下来的遗迹,不再具有任何明显的意义。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些数字说明人们对于准备比调整到高于平均数这一做法的广告价值或信誉价值的估计各有不同①。尽管有这些差别,但从数字上可以看出,一般说来,各银行对本身数字是坚持的;结果,除开每半年期间的上升动态以外全体银行准备比的平均数也是非常稳定的。

除开每半年的资产负债表中所列的比率数字较高之外(特别是12

月份),这些数字表明1921

至1926

年期间情形接近于绝对稳定,其程度实属出人意料。在这些困难和变化多端的年代里,这些数字并没有显示出与商业情况或银行利率以及波动的垫款比例(见以下第57

页)有任何有关联系,也没有显示出与任何这类的影响有相互关系。同时,就1921

至1926

年间的逐年平均数看来,准备金对存款的比数的变化,稳定到后一金额的千分之一以内。从1927

年起,平均数的下降主要是由于米德兰银行的营业办法有所改变(以后将再讨论),同时也是由于每半年末的“假帐”减少了的缘故。

但是,各个不同银行之间的营业办法却大不相同。按月公布数字的十家清算银行之中,米德兰银行通常保持的准备比是14.5%

到15%

,比其他银行高许多,但现在则在11%左右——这九家①清算银行所持有的库存现金以及其在英格兰银行所存现金总额对于存款的比例

1921*

1922

1923

1924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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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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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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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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