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论第3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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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转过来又导向国家货币的进一步发展。银行货币将不再象上述定义中所说的一样,代表私人债券,而是代表国家所欠的债务。这时国家就会运用其制定货币的特权,宣布该债务证券本身可作为清偿债务的手段被接受。于是就有一种特殊的银行货币变成了正式货币。这种正式货币称为表征货币。但当单纯的债务变成了正式货币时,性质就改变了,不应再认为是一种债务;因为债务的本质是必须能用本身之外的东西强制实现的。如果认为表征货币仍然是一种债务,那么纵使在它符合于一种客观标准时,也只能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类比。

我宁肯让人说我不完全遵从一般流行的习惯用法,也要提出,国家货币不但要包括强制发行的法市本身,还要包括国家或中央银行担保在对其本身的支付中被接受的货币,或担保可兑换强制性法市的货币①。所以大部分的现代银行钞票,甚至连中央银行的存款在内,在这儿都列为国家货币;而银行货币(或非法市货币)目前则主要是由会员银行存款构成的。②从历史上说来,许多表征性的国家货币都是由某种银行货币变来的。这种银行货币由于被国家接受,所以后来就从一个范畴转到了另一个范畴。

四、货币的形式

现在我们可以进一步进行一个与上述目标不相同的分析,也就是把国家货币可能具有的三种形式加以分类,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把这三种货币①

各种货币的严格法律地位是可能发生很大变化的。比方说,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的钞票便只是一种“任意”接受的货币。克纳普认为,国家担保在其偿付处所中接受的任何东西都是货币,不论是否已在公民中宣布为法币都是一样。这种说法我认为是正确的。



这一名词的解释请参看本书第12—13

页。

称为商品货币、不兑换纸币和管理货币,后二者是表征货币中的两小类。

商品货币是由某种可自由取得的特定非垄断商品①的实际单位构成的。这种商品碰巧被选来用于货币的某些众所熟知的用途,但其供应却正象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稀少性和生产成本决定的。

不兑换纸币是一种表征货币(即物质材料的内在价值与其货币面值分离的东西),现在除了零市以外,一般都用纸张印成。这种货币由国家制定发行,但依法不得兑换成本身以外的任何东西,也不具有以客观标准表示的固定价值。

管理货币与不兑换纸币相似,只是由国家保证以一种方式管理其发行条件,以致通过可兑现性或其他性质,使之具有一种以客观标准表示的确定价值。

商品货币与管理货币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与客观的价值标准有关。管理货币和不兑换纸币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表征货币或纸币,离开国家法令或习惯办法之后,内在价值较小或根本没有。

因此,在某种意义下,管理货币便是两者的结合产物。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理由,它的性质便不容易理解。一般公众都知道商品货币,也知道不兑换纸币。但由于大家更容易认识货币的本位而不容易认识货币的形式,所以就往往把那些用一般熟知的商品作本位的管理货币看成了商品货币,并把具有不熟知的商品作本位的管理货币当成假象的不兑换纸币。实际上最好的典型现代货币虽然有许多依然是商品货币与管理货币的混合体,但却日渐更接近于管理货币的形式。同时,在某种意义下,管理货币也是货币的最普遍形式:从一方面说来,这种货币在管理当局为之提供百分之百的充分准备的客观本位、使之实际上成为仓库证券时,可以认为已蜕化成了商品货币;从另一方面说来,当它失去客观标准时,就可以认为已蜕化成了不兑换纸币。由于以上各种理由,往下各章中所发展的理论都主要是针对管理货币提出的。但所得到的公式如有必要时,却很容易加以修改,使之适合于商品货币或不兑换纸币的特殊条件。

以上所提出的形式与概念的格架及其相互关系可以用下列图解表示:因此,我们便有了四种交换工具,其中三种是正式货币,第四种不是正式货币而是债务支付证券。

五、流通货币

货币理论中有一个基本因素是公众手中所持有的各种货币总量,至于有关的货币究竟是国家货币还是银行货币却往往没有什么关系。两者的总和可以称之为流通货币。兹将流通货币与国家货币之间的关系分述如下:典型的现代银行体系包括一个太阳和许多行星。太阳就是中央银行,行星用美国用语说来最方便是称为会员银行。国家货币的总存量一部分由公众持有、一部分由会员银行持有、还有一部分则由中央银行持有。中央银行所持有的国家货币成为其存款的“准备”。这些存款可以称为中央银行货币。

最方便的办法是假定所有的中央银行货币都由会员银行持有,就其可以由公众持有这一点说来,它可能和国家货币具有同等地位,也可以和会员银行货①

或实际存在的单位商品的仓库证券,比如美国的金券便大可以认为是商品货币。

币具有同等地位,视具体情形而定。这种中央银行货币加上会员银行所持有的国家货币就构成了会员银行的准备,会员银行又用这种准备作为其存款的保证。这种存款就成为公众所持有的会员银行货币,加上公众所持有的国家货币(如有中央银行货币也应计入)后,就成为流通货币的总量。

因此,我们便可以继续把它们的关系发展成为谱系,如下图所示:然后,在第三章中,我们将进一步按下述方式分析流通货币:六、历史例证

历史上的某些例证可以说明以上的说法。历史家往往认为,正式货币是从第一次铸造硬币时开始出现的;关于铸市,希罗多德认为最初在公元前六世纪或七世纪时开始于吕底亚。这一说法仍然是可信的。但我认为铸造硬币并没有造成一般人所认为的那种重大变化,这可能是走向表征货币的第一步,至少也是使往后走向表征货币和不兑换纸币的转变过程变得更容易的一个步骤。但基本转变过程(走向国定货币或国家货币的转变过程)却可能早在这一过程之前就发生了;正好象下一重要步骤(变为表征货币的步骤)要过很久以后才发生一样。

因为国定货币是在国家指定相应于计算货币的客观标准时开始的,表征货币是在货币不再以其客观标准构成时开始的,不兑换纸币则只有在国家更进一步放弃客观标准时才出现。唯有国家能铸造、而价值又可能离开构成本身的商品的铸市,充其量不过是在表征货币方面跨出了第一步而已。因此,铸造硬币便不是货币发展中三大关键性的革新之一。诚然,表征货币在初次铸币后要过好几世纪才实际发行。从另一方面说来,国家指定货币(即国家指定本位)时并不一定要铸造本位市。甚至在货币按重量而不按枚数流通时,只要商品和重量标准是由国家指定的,国定货币的主要特征就已经出现了。

当吕底亚诸王初次铸币时,可能是作为纯度与重量的一种方便的证明,也可能只是克里萨斯①的后裔与迈达斯②邻人所特有的一种炫耀手法。在金属块上铸一个图记,可能只是一种地方性的虚荣心理、爱国主义或广告宣传的表现,并没有什么深远的意义。这种办法在某些重要的商业区从来就没有受到欢迎。比如埃及在托勒密王朝以前就没有实行铸币。中国所用的价值标准是白银,但一般说来,直到很近的时期以前并没有将白银铸币。迎奉基人也是不愿铸市的民族,要不是为了对外贸易活动,可能从来就不会铸造货币。

闪族各民族对于货币的本质具有最敏感的本能,他们所注意的是金属的重量与触感,而不怎么理会造市厂那种欺骗性的图记,北方对财政金融外行的民族却对这些图记感到心满意足。因此,泰伦①或夏克尔②并不一定要铸币,只①

吕底亚极盛时的国王,以富有著称,后战败于波斯被执,仅以身免。——译注②

希腊神话中的佛利基亚王,受神之赐,诸物触手成金。其城邦被克里萨斯并入吕底亚。此处暗指吕底亚人铸币。——译注



古希腊(或希伯莱)的重量名与货币名。——译注②

古巴比伦的重量单位名,古犹太银币名。——译注要这些单位是国家制定的就够了。所谓国家制定,就是由国家规定(并有权不时更改其规定)、从法律观点看来、什么纯度和重量的白银可以偿付用泰伦数或夏克尔数表示的债务或习惯付款。

第一次有明确记录的国家重量标准改革是纪元前三千年末巴比伦所进行的一次改革。但这并不是最初的开端,还有更早的标准存在。在原始时代,当人们还没有获得重量概念或秤的工艺结构的概念时,衡量必须依靠数大麦粒、稻谷粒或玛瑙贝;这时以“一”、“二”或“十”等数字表示的债务究竟应当用哪一种或哪一类性质的单位作为正式的支付方式,仍然是由国家或社会决定的。因为直至十三世纪,英国政府对一个纯银便士币的定义仍然是重量等于“谷穗上的小麦粒三十二颗”。又好比现代乌干达当地习用的标准是山羊;那儿有一个行政区专员告诉我说,他的官职任务中有一部分是在发生争执时裁定某一只山羊是否太老或太瘦,以致不能作为偿债的标准山羊。

正象某些其他主要的文明要素一样,货币这种设施的年代,比几年前人们让我们相信的年代要古老得多。它的起源消失在冰河融化时期那一印象模糊的时代中,可能远伸到间冰期人类历史上的黄金阶段中去了;那时气候宜人,人类心灵开朗,是斩观念的沃土。至于发源地则是赫斯帕莱提诸岛①、新大西岛②或中亚的某个伊甸乐园。

纪元前六世纪时,梭伦对雅典货币所进行的改革是实行了一次与铸市同时并存、但却不取决于铸市的货币国定权。那只是一次本位的改变。据我所知,明确地为了取公众之财以增进国家利益的本位国定变更,最初出现在第二次布恿战争时代。罗马人首先把这种措施加入到治国国术的武库中。从此以后,本位国定变更就成了历史家所熟习的主题;一般所采取的方式是货币减色,有时是为了某一种目的,有时又是为了另一种目的。

然而,这些本位变更,就其对货币形式的影响说来,并没有使事情超出商品货币的阶段。本位市减色(也就是骤然减少计算货币价值的本位变更)这一点本身并不能使我们向表征货币跨进一步。商品货币并不会仅仅因为商品单位的种类改变或数量减少而不成其为商品货币。直到很久以后,才出现证据证明已经有货币在任何重大程度内成了表征或符号货币。铸币由干使用方便、信誉卓著,或由于有印记保证其纯度与可接受性,有时则仅仅由于审美品质(玛丽娅·特娜莎银元③在现代非洲阿拉伯游牧民族中就得到了这种好印象),而使其价值超过其所含金属的价值。此外人们还可能因铸币的劳务征收铸币费。有些辅币的通货面值很小。剪损或耗损的货币在一般人中可能按其面值流通。但这些例子的性质都不足以构成正式的符号货币。商品货币与表征货币的真正联系可能要在商品货币中去找;商品货币的供应受绝对稀少性的限制而不受生产成本的限制,其需求则完全取决于它被法律或习惯选定为货币材料,而不取决于它在其他用途上的内在价值,如波利尼西亚的原始石头货币就是这样。

除了据说古时就在中国流行的货币、约翰·劳①纸币以及其他先驱形式的①

希腊神话中的西方海岛,为金苹果守护女神住所,后转指西方国家。——译注②

柏拉图所述大西洋中岛屿,后世乌托邦主义者多假托此岛,现经苏联学者考证,原先确有此岛,后因地壳变化而沉入海底。——译注



奥地利银币,因其上印有玛丽怔·特娜莎象故名。——译注①

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译注货币以外,表征货币的历史重要性直到法国大革命这样晚近的时期才开始出现。这次大革命的紧急后果使得当时的世界首要金融中心——法国和英国都在许多年中不但采用了表征货币,而且采用了不兑换纸币。

表征货币虽然是较近代的设施,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货币原先却是国家将私人金融方面一种远为古老的设施——银行货币加以修改后借用过来的。银行货币最早的原始形态正象国定货币最早的原始形态一样,消失在年湮代远的时期中。银行货币,尤其是汇票和出外旅行的人所持有的信用证书等形式,存在时期可能几乎和正式货币一样长。因为银行货币的运用所依据的只是人们发现债务本身的移转在许多情形下对交易清算过程说来正和表示债务的货币的移转一样有用。对债务的权利只比对货币的权利远了一步,在人们对于债务迅速转换为货币一事感到有信心的范围内,远期支付的因素完全不会影响银行货币在交易清算过程中的合用性。汇票形式下的银行货币对于清算远距离的交易过程说来,在古代和近代一样有用和必要。因为划拨这种银行货币的费用和运输正式货币的费用与风险比起来要合算得多。

七、管理货币的发展

从图解上可以看出,我所谓的管理货币这种表征货币是所有的形式中最混杂的一种;在四种形式中唯有它与另外三种全有关系。它是通过平易的发展阶段而出现的。现在有许多货币体系仍然是复合性质的,一部分由管理货币组成,一部分由商品货币组成。

为管理货币的管理制定科学管理原则,使之符合其本位(不论是什么本位)的第一次重大尝试是从一次争论中产生的,这次争论的结局是产生了1844

年的不列颠银行特许状法案。十八世纪时,一般流行的仍然是商品货币,但银行货币在银行钞票形式下的发展却已指示出走向符号货币的道路。①法国革命的后果使法国和英国的通货径直变成了不兑换纸币。在英国方面,当这一时期因引用金本位而告结束时,表征货币的运用对公众说来已是十分熟悉而又令人满意的了,对财政部和英格兰银行也十分有利,以致使新体系不是纯粹的商品货币体系,而是混合的管理体系。如果李嘉图的铸锭提案实行了的话,商品货币便不会恢复,英格兰也就会在1819

年实行纯粹管理货币了。

管理货币虽然从那个时候起就已实行,但负责管理的英格兰银行的经理与该行董事会对通货管理的方法与原理却理解得很差,实际上可以说是完全没有理解。接着就出现了二十五年的纷扰与本位崩溃的危机,直到当时的改革者以1844

年的法案开创了一个管理方法的新时代后才停止。这一法案包含着一个健全的原理和一个严重的混乱因素,健全的原理在于强调限制表征货币量,以便保证能维持其本位。混乱因素则在于徒劳无功地试图无视银行货币的存在,因之也就是无视货币与银行使用的关系,并使表征货币完全象商品货币一样发生作用。这一混乱的确是很严重的,幸好在前后不久的时间里,最优秀的实际理财专家就认识到了第二条健康的原理,否则就有可能导致实际的崩溃。这一原理就是实际上并没有包括在该法案之中的银行利率原理。



十八世纪中叶,银行钞票的流通在苏格兰已占显著地位,不持有金属的贵金属节省汰对北不列颠人说来和持有金属的贵金属实有法对亚细亚近东部分一样特别有吸引力。

银行利率对管理货币的管理问题的效用是一个伟大的发现,而且也是最新的发现。在这几年以前,英格兰银行对于银行利率政策和本位的维护之间的关系还完全没有理解。

银行利率政策在伦敦那一特别适合的环境下逐步发展,加上银行货币的巨大增长,就成了往后七十年中英国货币发展过程的特点。银行利率的实际效用在当时不但已经为人所熟知,而且也成了信念和教条。虽然如此,它的严格作用方式以及在各种条件下应用时预计应产生的结果却没有得到清楚的理解;我认为,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清楚的理解。

那时其他种类的管理货币正在开始流行,在汇兑本位这总称下讨论的形式尤其如此。印度卢比是这种管理方法以及其大规模实际应用的首要理论探讨的论题,因之印度卢比也就成了其中典型的例子。几年以前,我曾在《印度的通货与财政》(1913

年版)一书中详细地讨论了汇兑本位的问题,在这里不妨再作为题外话简短地讨论一下,以便刷新我对这类本位的最方便分类法的看法。

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某些讨论中,对于汇兑本位制和另一种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一些含糊的观念存在。后一种制度更正确他说来应称为汇兑管理制。我对汇兑本位币的定义是:以某一外国法币为客观标准的管理符号币。关于印度卢比究竟应按英镑还是应按黄金确定的争论,就是关于卢比究竟应不应当成为汇兑本位币的争论。德国在稳定马克价值的过程中有一种过渡本位就是汇兑本位,而最后确立的马克则是金本位的马克。从另一方面说来,有些地方的客观标准不是外币而是黄金之类的东西:然而,对这种货币进行管理使之符合这一标准的方法,却完全或主要是在外国中心保持准备金,并按规定的汇率买卖外汇,而不是在当地按规定的汇率买卖黄金;这种币制我称之为汇兑管理制。汇兑管理制所要求达到的客观标准可能是汇兑本位,但并不必需如此。汇兑管理制的特点不在于其本位,而在于其形式。

与邻国相比幅员较小的国家,或不具有在国际地位上居于独立的金融中心的国家,最理想的办法是采用汇兑本位制。但这样做之后,在某种程度内就无疑必须依附于其汇兑本位所选定为基本货币的母国,对于国家的自尊心理可能有损害。从另一方面说来,汇兑管理制却可以部分地免除这种反对意见,同时由于节省了生金银的运输和避免了利息的损失,所以便在技术上具有很大的好处。有许多国家已经运用这种方法多年,并获得了很大的好处,日本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在一个以上的外国中心保持准备金,并根据具体环境调节各中心的比例。德国对于汇兑管理制的态度似乎是变化不定的。有迹象表明,国家银行当局对这种制度存在着偏见。我认为印度舆论界某些方面对汇兑管理制所表现的偏见一部分原因是把汇兑管理制与汇兑本位制混同起来了;依附的因素在后一种制度中更典型,但他们却错误地认为和前一制度也一样。

欧战时期的英镑,或者说,1915

年到1919

年的英镑便是一种汇兑管理币的例子。从1916

年1

月13

日起到1919

年3

月19

日止,英国财政部委托j.p.摩根公司作为代理机构,将英镑价格维持为4.761/2

美元左右,在纽约外汇市场上随时收购以这一汇率抛售的任何数量的英镑,或者按4.77

的汇率以英镑收购美元。①



汇兑管理制开始于1915

年8

月。但在1916

年1

月13

日以前,外汇汇率并未钉住不动,此后汇兑丰就稳没有固定客观标准的法令货币往往采用汇兑管理制。在战后欧洲通货崩溃的时期,“官方支持”以及不时可作变化的“钉住”外汇率的办法,都是这方面人所共知的例子。

最后,欧战快爆发前,曾出现过截至目前为止的世界最大管理体系——美国联邦银行储备体系。这一体系开始时主要是借镜于英国体系,但后来却沿着其本身独创的新途径发展,只是严格说来,这些途径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仍然有些怀疑和争论存在。

英国的体系由于1925

年的通货法案而从通行了若干年的不兑换纸币发展成了目前的这种形式。现在要对这一体系下论断还为时过早,但该法案中却包含着一个明确的转变,即英国的货币不再是复合体系了。欧战前苏弗林市形式下的商品货币没有恢复,李嘉图在百年以前提出的建议却被接受了,法律规定英镑是纯粹的管理货币。

许多人相信,英国恢复金本位制之前所进行的争论是关于英镑往后应当成为管理货币还是“自变”货币的争论,但这却是一种误解。“自变”货币的意义除非是指数量严格地与“商品”货币供应相关联的货币,否则就不可能指任何东西,而这种货币却既没有希望、也没有可能存在。这种误解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一般公众不知道在欧战后的法令货币和现代以前的商品货币之间还有第三种形式存在。然而,对于其他问题不论作了什么决定,肯定必须采取的却刚好是这第三种形式,也就是通过管理符合于一种客观标准的表征货币。

争论的本质问题有两个:第一个问题是,在某一个时候或者以某一种方式改变英镑的本位,以致使过渡过程牵涉到货币收入水平的重大改变,难道是合适的吗?如果改变本位的方式能使新本位市的购买力在过渡时期等于现存计算货币的购买力,并与货币收入平衡,其结果使本位改变本身在当时并不牵涉任何货币现行价值水准的上涨或下跌的问题,那样岂不是任何本位的改变部应当采取的方式吗?反对故意降低货币价值的意见在反对派方面所造成的印象比在官方造成的印象深,所以反对派便认为在具体条件必然会使货币价值象这样降低时,改变本位是不合适的。但官方却十分重视相应于计算货币的黄金的严格金衡盎斯数。他们既不愿意使盎斯数适应于计算货币的现有购买力,也不愿等到计算货币的购买力适应于所需盎斯数的时候,而是由于许多原因愿意冒险,这种危险是用任何强制或骤然的方式使收入与物价间的现存水准失去平衡时必然会伴随出现的危险。

这一争论问题和后来进一步的争论问题是完全不同的。后来的争论的是本位本身的选择问题,也就是黄金是否最合适的客观标准的问题。一般称为货币改革者的那批人和别人一样急于要使法令货币时期结束,他们的确比对方更强调稳定的客观标准的重要性。但他们却说,现在黄金所具有的圆满客观本位的性质甚至比以往更少了。因此便主张大体上根据经济学著作中早已为人熟知的所谓物价指数本位,用某种综合的代表性商品来代替黄金。

定在4.76

和4.77

之间。自1916

年5

月之后,波动范围保持在4.76

和4.76

是之间。





我在这本书的第三篇和第四篇中,提出了一种货币理论基本问题的新研究法。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找出一种方法,不但可以用来描述静态平衡的性质,而且可以用来描述不平衡的性质,同时还要发现货币体系从一种平衡状态过渡到另一种平衡状态的动力规律。这就是本书上卷关于“货币的纯理论”中的主体。在下卷关于“货币的应用理论”中,我力图将质的方法和量的方法结合起来,对于所讨论的量值的量级尽可能地善加估计,所根据的主要是英国和美国现存事实。在本卷中,我也叙述了现代货币与银行体系的主要特点,并讨论了实际领域中的货币管理的方法与目标。

当我校阅本书清样时,深感其中大有缺点存在。原先写作时,一边在做旁的工作,前后共费去好几年的功夫。我的思想在这一时期中逐步发展和改变,结果是各部分相互之间并不完全协调。结束时和起始时的看法相去很远。

我恐怕这样的结果就会使本书中有很大一部分代表着我抛弃已往惯有的观念和寻求现有观念的过程。有许多已被摈弃的余物仍然掺杂在字里行间。因此,我要是把这书重新写过的话,就可以写得更好、更简短得多。我感到自己很象一个在丛莽中用力钻的人。现在我已经钻出来了,并看到自己本来可以采取一条更直的捷径;原先在途中困扰我的问题与疑难对我说来和当初所认为的意义已经不完全一样了。但我仍然希

望能适当地把这本书就其现阶段的价值贡献给全世界,纵使这只代表着一种资料汇编而不代表一本完成的作品,也在所不计。

其次,我还设法把这一兼具纯粹理论与应用理论的系统论文和许多可以独立成为专论的专题讨论结合在一起,这样做也许是不聪明的。这些半离题的讨论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指数的第二篇和关于投资率变动的第六篇。其中尤其是第二篇,使本书第三篇和第四篇中的基本理论探讨的主要进程推后了许多页,有些读者也许会宁愿跳过这几章,或者先跳过去然后再回头来看。

我的另一个不利之处是没有任何规范足资借鉴,以便正确地安排和整理不同的论题。阐述这类问题的最好途径,只有通过一系列的著作家的经验才能渐次地发现。不过,我的研究范围虽然是世界各大学都开课的问题,但十分奇特的是:据我所知,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没有印行过任何论文,对于现代世界所存在的表征货币的理论与事实作系统而彻底的研究。我希望能利用我现在已经得到的经验,以较小的规模提供一些东西,尝试着发现解释这一问题的最佳道路。

我相信,正确地理解本书的论题对于世界的福利具有极大的实际意义。

如果我能作出贡献的话,这也是得力于我在剑桥工作时的讨论与交谈的气氛。d.h.罗伯逊先生对于某些基本问题提出了犀利的见解,没有他那些概念的帮助,本书就不可能成为现在的形式;同时,本书之所以能逐渐发展而最后定形,并得以避免许多错误,最应当感谢的是剑桥大学君主学院的r.f.卡恩先生。他的细心和明敏在许多地方的字里行间都留下了痕迹,索引也是由他编的。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在不同阶段中对我提供了帮助,其中特别值得提出的是h.d.亨德森先生。

当本书大部分已付印后,我被派到财政部金融与工业委员会工作,该会由麦克米伦勋爵任主席。因此,下卷中所提的实际建议只是代表我在该委员会工作开始以前的意见,而不代表该委员会将来作报告时的意见。

本书承印者爱丁堡的两位克拉克先生极为耐心,对校样校对准确;由于不断进行修改和增补致使他们的校样曾长期保持铅字版的形式,谨此致谢。

j,m,凯恩斯

1930

年9

月14

日于

剑桥君主学院

中译本序言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是当代西方经济学界具有深远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的兴趣和活动是多方面的,但就其主导方面来说,他是一个以传统的货币学家起家,然后转而以建立非传统的就业、产量一般理论为主攻方向,的经济学家;是一个最初信奉萨伊定律、歌颂自由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然后转而倡导政府干预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学家。他的三部主要经济著作:1923

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1930

年出版的《货币论》和1936

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就业通论》),在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方面,前后差异很大。可以说,它们是他的经济学说不断演变、发展的总过程的三部曲:一方面,这三部著作,彼此有着巨大的变化和差异,可以独立成书;另一方面,它们却有着前后继承关系,可以找出凯恩斯经济学说从《货币改革论》、《货币论》到《就业通论》的发展线索。

《货币论》一书在凯恩斯的上述三部曲中,是一部过渡性的重要著作,在凯恩斯《就业通论》的形成进程中,有它的独特地位。这里只就有关此书的下列几个问题简要地加以介述:第一,关于凯恩斯经济学说不断演变和发展,特别是《货币论》的时代背景问题;

第二,关于凯思斯的治学风格,以及《货币论》一书的主要

特点;第三,关于上述“三部曲”中,《货币论》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货币论》这部著作的过渡性,以及它为《就业通沦》作准备的发展线索。

一、时代背景:坎坷多艰、江河日下的英国经济维多利亚女王1837—1901

年临朝的六十四年是大英殖民帝国经济的极盛时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经济还是活跃的、有起色的,这时市场机制的运行还算比较灵便,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还算大体上能够正常运行。

凯恩斯生于1883

年6

月,终于1946

年4

月。从他的出生到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5

年应召到战时财政部工作,这32

年约占他一生的一半岁月。这是凯恩斯的前半生,包括他的童年时代、在剑桥受教育的青年时代、以及1908—1915

年在剑桥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的他的学术生涯早年时代,这些都是在这个“黄金时代”度过的。尽管这时英国已届“黄金时代”

的尾声,它的处境已经内外交困,各种矛盾正在酝酿和发展,但大体上说,大英帝国仍然算得国势昌盛,经济繁荣;英国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和英国经济的前途仍然充满信心。凯恩斯终生拥护资本主义制度,并且相信只要有“正确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都可以得到改善。

他的这种基本态度同其前半生的上述时代背景有密切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大英帝国由强盛趋向衰败的转折点:受战争的沉重打击,英国由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海外许多传统市场被美、日等国夺走,航运和国际贸易受到重大削弱。英国是这次战争的胜利者,又是这次战争的失败者。它赢得了战争,但输掉了帝国。从此,帝国瓦解初露端倪,再也不能按照以往的那种传统办法继续统治下去了。英国在前一阶段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积存的各种矛盾,到大战胜利结束之际,都通通暴露出来,并且日益尖锐。

英国战后及整个二十年代面临的重大经济问题主要有三:一、巴黎和约与战债;二、通货紧缩政策;三、恢复金本位制。这三个问题在某些方面是互相关联的,后两者彼此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凯恩斯认为,它们的严重后果集中表现为英国整个二十年代独特的长期慢性萧条。现举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1913—1929

年加工工业生产指数如下表,作为考察当时英国经济状况的具体材料:

1913—1929

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工工业生产指数国

别1913

年1929





国100

l80.0



国100

100.3



国100

142.7





利100

181.0



本100

324.0



国l00

117.3

资料来源:《工业化和对外贸易》,日内瓦1946

年版,第134

页。

从上表数字可以看出,英国二十年代的长期慢性萧条,同其他国家相对照,具有十分明显的独特性。二十年代的美、日、法、意等国的工业都有相当大的增长,而英国在整个二十年代却是停滞不前的;到1929

年,英国的工业生产才勉强达到1913

年的水平,这在英国经济发展史中确实是空前严重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统治阶级普遍具有满足于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即使在战后经济困难的年代里,英国正统思想界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对1914年以前兴盛优势的留恋。他们认为,战前有着经济发展的常态和均衡。为了重新回到那种“幸福世界”,原来的经济体制和政策都应该恢复。在这种恋旧情调的支配下,英国各届政府在战后和二十年代主要采取如下几项重大的经济政策和措施:

(一)坚持健全财政原则(财政部观点):平衡预算,紧缩政府开支,坚持自由放任政策,同时厉行通货紧缩政策。英国在大战期间,战费开支浩大,入不敷出,于是国债大大增加,同时货币供应量也有所增加,引起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是战时经济的必然结果。战争结束后,进行财政与金融的整理,回到平时经济的轨道,这是所有交战国在战后初期必须实行的共同原则,不仅仅是英国如此。这里值得特别注意的是,英国战后希求“回到1914年”这种怀旧幽灵,强烈地表现为支配着英国战后经济政策的独特格调。其他如美、法、日等国却没有战前“黄金时代”的历史包袱,它们的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金融政策,都是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适当扩大信用;特别在经济衰退的年份,不仅不追求预算平衡,而且不惜举债去应付困难。在这种适度扩张政策的影响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二十年代都有相当大的发展。而英国呢,不论在二十年代初期的经济危机中,还是在随后的长期慢性萧条期间,都是在传统经济理论的指导下,始终贯彻着财政金融紧缩政策。

历届政府推行这种紧缩政策,在于希图借此来为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健全的环境,使其便于充分自动调节,回复到1914

年以前的经济繁荣局面。但是,结果却适得其反,使英国经济长期陷于慢性萧条的困窘境地。凯恩斯则坚决反对这种通货紧缩政策,围绕着“通货膨胀还是通货紧缩”这种关键性的重要经济政策问题,在整个二十年代、以至三十年代前半期,长期地、经常地、越来越强烈而深入地,同传统经济学教义展开针锋相对的论争。他对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经济影响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认为两者都会导致物价水平的波动(上升或下降),引起财富重新分配,而使一些阶级得益,另一些阶级受损;他认为,通货膨胀有欠公平,而通货紧缩则必然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增加,危害很大;权衡利害得失,在两者中宁取前者(假若比较温和的话),而反对后者。

(二)恢复金本位制,而且回到战前平价。第一次大战期间,交战国家乃至中立国家暂时脱离了金本位制。英国停止了银行券的兑现,实际上等于结束了传统的金本位制。

英国战时和战后初期通货膨胀是严重的,物价普遍上涨。战后英国朝野人士怀恋战前物价水平的稳定,寄希望于恢复金本位制,控制通货数量的增大,遏制通货膨胀,此其一。英国战后输出贸易处境困难。大战期间许多传统的国际市场被别国夺去了;同时,英国出口商品因价格昂贵,在国际市场中竞争能力低落,战后输出总值只及战前的三分之二。而英国出口贸易在国际经济中素占很大比重,输出锐减使英国战后国民经济遭到很大困难。英国统治阶级希望恢复金本位制,能够提供一个市场自动调节的机制,f

消除或减轻英国国际贸易大量逆差的失调病态,此其二。战后英国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地位大为降低,英镑的国际信誉大受损害;世界黄金储备的40%被美国掌握,纽约一跃而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英国政府决定恢复金本位制,寄希望于提高英镑汇率,使英镑价值固定在黄金上,从而达到提高英国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巩固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等目标,此其三。

英国《麦克米伦报告书》指出:恢复黄金的昔日地位,作为国际的标准价值,是战后六、七年来通货政策的正常目标。经过战后几年的筹划和酝酿,终于1925

年4

月由当时财政大臣温·丘吉尔决定:恢复金本位制,并且回复到战前的金平价,即提高英镑外汇价格的10%

。这一重大措施的后果,完全事与愿违,使英国输出商品价格昂贵,进口商品价格低廉,从而使英国对外贸易逆差变本加厉。

凯恩斯对恢复金本位制一向坚持反对态度,尤其反对使英镑汇率回到战前金平价。他早就指出,这种措施会使输出更加困难,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更趋恶化。这种论断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和采纳。但是,他这种预言后来却得到证实,英国不得不于1931

年9

月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英镑贬值。

(三)工人运动高涨。战争使国内阶级矛盾大大地尖锐化。

强行降低工资激起了空前的全国总罢工。战后英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也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鼓舞。当英国及其他各国资产阶级联合进攻苏维埃社会主义俄国时,英国工人阶级坚决反对干涉苏俄,成立了“不许干涉俄国”全英委员会及地方委员会,进行了各种富有意义的活动。1920

年英国共产党成立,标志着英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英国二十年代的长期慢性萧条,使工人失业率达到10%以上,问题十分严重。资产阶级谋求复苏工业,解决失业问题。英国剑桥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失业是工资过高造成的;只要工人肯降低工资,资本家就能降低成本,增加利润,从而增雇工人。英国统治阶级早就着眼子通过降低工资来改善对外贸易的不利困境。经过几年策划,1926

年4

月底煤旷业主宣布降低工资,延长工时,并以大批解雇来威胁工人。英国工人阶级于5

月4

日开始全国性总罢工,除矿工而外,铁路、运输、机械、建筑、印刷业、电力等行业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全国交通断绝,整个国民经济瘫痪。这次总罢工历时9

天,但煤矿工人罢工则持续了大约半年。它显示了工人阶级团结斗争的巨大力量。

凯恩斯反对用强行降低工资的办法谋求输出贸易的好转,他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强行降低工资势将引起劳资纠纷。他的论断没有受到重视和采纳。

结果,在英国历史上空前的全国总罢工爆发了。目睹当时整个国民经济陷于瘫痪的那种危殆局势,他从维护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立场出发,对政府当局及传统工资理论进行了指责。

《货币论》这部专著就是凯恩斯以英国这种长期慢性萧条、特别是二十年代后半期的危困局势为时代背景所提出来的病情诊断和治疗处方。

二、凯恩斯的治学风格

凯恩斯生逢大英帝国由鼎盛转趋衰败,坎坷多艰,江河日下的危困时期,又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帝国主义阶段的时期。他的资产阶级立场驱使他对英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障碍究竟何在,以及如何解救这一中心问题,不断进行探索、探索、再探索。这就是凯恩斯为了救治英国资本主义病症,不断规划诊治方案的三部曲:第一步“探索”:是他的《货币改革论》;第二步“探索”:是他的《货币论》;最后一步的“再探索”:是他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

凯恩斯在这种不断探索、寻求救治方案的过程中,表现出他如下的治学风格:

(一)注重经济现实。凯恩斯是一个以货币学家起家的经济学家。货币金融这个领域,相对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来说,是更接近于经济现实的。凯恩斯所从事的经济研究,大都针对当时英国及国际上的重大的经济现实问题。他的上述主要著作“三部曲”如此,即使他早期出版的第一部专业著作《印度的货币与金融》,战后初期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所发表的战后国际金融方案等等,也无一不如此。

二是对问题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他承认经济发展中出现了严重问题,战后情况改变了,过去的老办法行不通了,必须改弦更张。因此,他对解救问题的办法采取自由派的开明态度,反对全盘回复战前的旧体制和旧办法。

这样,他在当时的经济学界处于“异端者”的地位。

三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而出谋划策的立场始终如一。他认为,只要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病症就可以得到救治,英国经济就能保持兴旺。他在重视经济政策的同时,还重视对经济“病症”的“诊断”。在上述“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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