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约翰·克里斯朵夫(校对)第94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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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才不呢!……而且要远离乡土!噢!我宁可在这儿吃苦的。”

克利斯朵夫觉得大家挨在一块儿受罪才算爱乡土,爱家属,未免古怪。可是奥里维很了解,他说:“你想想罢!冒着举目无亲,远离骨肉,客死他乡的危险!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可怕的?何况生命这样的短促,忙忙碌碌真是何苦呢!……”

“难道一个人非永远想到死不可吗?”克利斯朵夫耸耸肩回答。“而且便是死了,也是为自己所爱的人求幸福死的,那岂不胜于束手待毙吗?”

同一层楼上,在五楼那个小一些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电气工人,叫作奥贝。——他的不跟邻居往来可不是他的过失。这个从平民阶级中跳出来的人物,绝不愿意再回到平民阶级中去。小个子,带着病容,脑门的模样长得狠巴巴的,眼睛上面横着一条皱裥,目光很有精神,直勾勾的瞧起人来像螺旋一样尖锐;淡黄色的短髭,有点讥讽意味的嘴巴,语调很低,声音像蒙着什么似的;脖子里裹着围巾,因为喉咙老是不舒服,再加上整天抽烟的刺激;行动急躁,颇有害肺病的人的脾气。他自高自大,喜欢挖苦,嘲弄,满肚皮的牢骚,骨子里却兴致很好,浮夸,天真,时时刻刻受着人生的愚弄。他是一个布尔乔亚的私生子,从来没见过父亲,而抚养他的母亲又是个教人没法尊敬的女人:他从小就看到无数凄惨的,下流的事,学过各种手艺,跑过法国许多地方。他千辛万苦的自修:历史,哲学,颓废派的诗,可以说无书不读;戏剧,画展,音乐会,时下的潮流可以说无所不知。他对于文学和布尔乔亚思想崇拜得不得了,简直是入了迷。他脑子里都是大革命初期使中产阶级如醉若狂的那些模糊而热烈的观念:相信理智是永远不会错的,进步是无穷尽的,——古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相信幸福不久就会来的,科学是万能的,相信人即是神,而法兰西又是人类的先锋。他反对教会,认为所有的宗教——尤其是基督旧教——都顽固守旧,所有的教士都天生是进步的敌人。社会主义,个人主义,排外主义,在他头脑里冲突不已。他精神上是人道主义者,气质上是专制主义者,事实上是无政府主义者。生性高傲,他知道自己缺少教育,所以说话非常谨慎,尽量吸收别人的话,但不愿意请教人家,以为有伤尊严。然而不论他多么聪明伶俐,聪明伶俐究竟不能完全补足他教育的缺陷。他一心想写作:像许多从来没下过功夫的法国人一样,文字倒颇有风格,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不幸思想很模糊。他把苦心孤诣写成的东西拿一部分给一个他崇拜的名记者看,被取笑了一场。经过这次羞辱以后,他对谁都不再提他的工作了,但仍继续写作:因为他需要发泄,并且那是他引为骄傲而快乐的事。他对自己一文不值的哲学思想和文章很满意,以为写得极有力量。至于挺有意思的现实生活的记载,他倒并不重视。他自命为哲学家,想写些社会剧和宣传思想的小说。凡是不能解决的问题,都被他毫不费力的解决了。他到处能发现新大陆,过后又发觉那些新大陆早已由前人发现了,便大失所望,心中很气,几乎要抱怨人家给他上当。他爱慕光荣,抱着一腔牺牲的热忱,因为不知道怎么应用而痛苦。他的梦想是要成为一个大文豪,厕身于作家之林,以为一个人有了作家的声望等于超凡入圣一样。可是他虽然需要对自己抱着种种幻想,他把事情看得很明白,知道自己毫无希望。他至少想生活在布尔乔亚思想的气氛中;远望之下,那气氛是非常光明的。这种无邪的愿望害了他,使他觉得为了地位关系不得不跟工人们来往真是难堪极了。既然他竭力想接近的中产社会对他闭门不纳,结果他便一个人都不来往。因为这个缘故,克利斯朵夫毫不费事就跟他接近了,并且还得赶快回避:要不然奥贝待在克利斯朵夫屋子里的时间,会比待在他自己屋里的时间还要多。他能找到一个艺术家谈谈音乐和戏剧,真是太高兴了。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克利斯朵夫并不感到同样的兴趣:他更喜欢跟一个平民谈谈平民的事。那可是奥贝不愿意谈而且是完全隔膜了的。

一层一层的往下去,克利斯朵夫和邻居的关系自然越来越疏远。要他能踏进四楼的公寓,简直需要靠一种神奇的魔术才行。——四楼的一边住着两个女人,给年深月久的丧事磨得懵懵懂懂了。三十五岁的奚尔曼太太;死了丈夫和女儿之后,跟他年老而虔诚的婆婆杜门不出的住在一起。——四楼的另一边住着一个神秘的人物,看不出准确的年纪,大概有五六十岁,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头发都秃了,胡子保养得很好,手长得很细气,说话很温和,举止大方。人家叫他做华德莱先生,说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党,外国人,但说不清是俄国人还是比国人。其实他是法国北方人,早已不是什么革命党,但还保存着过去的声名。参加过一八七一年的暴动,判了死刑,不知怎么逃过了,他十多年来走遍了欧洲。在巴黎骚动的时期和以后,在亡命的时期和回来以后,在从前的同志而现在握了政权的人中,在所有的革命党派中,他看到不知多少的丑事,便退出党派,心平气和的守着他清白的、可是一无用处的信念。他书看得很多,也写些带点煽动性的书,领导着——(据人家说)——印度和远东那一带的无政府运动,从事于世界革命,也从事于同样含有世界性而意义比较温和的研究工作:他要创造一种为普及音乐教育用的新的世界语。他跟公寓里的人都不来往,遇到了仅仅是挺有礼貌的招呼一下。他对克利斯朵夫倒肯说几句他记载音乐的新方法。但这是克利斯朵夫最不感兴趣的:用什么符号来表示思想,他认为无足重轻;不管是哪一种语言,他都能运用。那位学者可毫不放松,又温和又固执的解释自己的学说;至于他其余的事,克利斯朵夫一点都没法知道。所以在楼梯上碰见他的时候,他只注意那老跟着他的女孩子:他长着淡黄头发,蓝眼睛,苍白的脸,血色很不好,侧影很难看,身体很娇,病容满面,没有多大表情。他跟大家一样以为他是华德莱的女儿,其实是个孤儿,父母都是工人阶级;华德莱在他四五岁时父母染疫双亡之后把他抱养过来的。他对一般贫苦的儿童喜爱到极点,那简直是他的一种神秘的温情,像梵桑•特•保尔[26]的一样。因为不信任一切官办的慈善机关,也明白一般慈善团体的内容,所以他的救济事业是独自做的,瞒着别人,觉得另有一种愉快。他学了医,预备帮助人家。有一天他进到街坊上一个工人家里,看见有人病着,便给他们医治;他原来有些医药常识,此后更设法补充。看到儿童受苦在他是最受不了的。等到他替这些可怜的小生命解除了疾苦,瘦削的脸上重新浮起苍白的笑容,他才愉快极了,心都化开了。这是他尘世的天堂,而平时受他照顾的人给他的麻烦,他也忘了;因为他们难得感激他。门房的女人看到多少肮脏的脚踏上楼梯,常常气恼之极,说些尖刻的抱怨的话。房东对于这些穷苦工人——在他眼中就等于无政府党——的进进出出很不放心,对华德莱啧有烦言。他想搬家,又舍不得:他有些小地方很古怪,脾气又温和又固执,竟不把人家的话放在心上。

克利斯朵夫因为喜欢那女孩子,才得到华德莱一点信任。对孩子的爱是他们两人的共同点。克利斯朵夫每次遇到那小姑娘,心里总不舒服,觉得他的相貌跟萨皮纳的小女儿有些相像。萨皮纳不但是他初恋的对象,他那个昙花一现的影子,那种幽静的风度,至今还藏在他心里。所以他很关切这个从来不跑不跳,脸色惨白的女孩子:他不大有声音,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小朋友,老是孤零零的,静悄悄地,玩些没有动作没有声响的游戏,拿着个玩具的娃娃或一块木头之类,嘴唇轻轻的动着,自己编些故事。他对人又亲热又冷淡,有点儿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但他的义父并没有觉察,只知道一味的爱他。其实这种生分的和捉摸不定的神气,便是在我们亲生的儿女身上也不免。克利斯朵夫想把工程师的两个女孩子介绍给他。但哀斯白闲与华德莱双方都客客气气的,坚决的,谢绝了。这些家伙似乎非活埋自己,各自关在笼里不可。充其量,他们只能勉强相助;但各人心中还怕人家疑心是他自己要人帮忙;并且双方的自尊心和困难的境况都不相上下,所以谁也不愿意先有表示。

三楼上的大公寓差不多永远空着。房东把它留作自用,可是从来不住的。他以前是个商人,等到财产挣到了预定的数目,就把业务结束了。一年大部分的时间,他都不在巴黎;冬天在东南海滨的一个旅馆里避冬,夏天在诺曼地一个海水浴场上避暑,靠利息过日子,不花什么大钱,光看着别人的奢华也就满足了自己的欲望,同时也像那些奢华的人一样过着空虚无益的生活。

贴邻那个较小的公寓是租给没有孩子的亚诺夫妇的。丈夫年纪在四十至四十五岁之间,当着中学教员,整天忙着上课,温课,抄写,腾不出时间来写他的博士论文[27],终于放弃了。比他年轻十岁的妻子,人很和气,极度的怕羞。两人都很聪明,博学,夫妻感情很好;可是他们一个熟人都没有,从来不出去走走:丈夫是为的太忙,妻子是为的太闲。但他是个贤德的女人,竭力压着愁闷,尽量找事做,不是看书,就是替丈夫预备笔记,誊清笔记,补衣服,做自己的衣服帽子。他很想不时去看看戏;可是亚诺没有兴趣:晚上他太累了。于是他也就算了。

他们俩最大的乐趣是音乐。那是他们极喜欢的。他不会弹琴,他会弹而不敢弹;他要是在人前演奏,哪怕在丈夫面前,也会像初学的小姑娘。但便是这么一点儿对他们已经足够了。葛吕克、莫扎尔德、贝多芬,都是他们的朋友;那些音乐家的生平,他们连细枝小节都知道,非常同情他们的痛苦。还有一块儿看些美妙的书也是一桩乐事。但现代的文学作品中,这一类的好东西太少了:作家对于一般不能替他们增加声名、金钱、快乐的读者是不放在心上的;而这批在社会上不露面的谦卑的群众,就从来不写什么文章,只知道不声不响的爱好。这道艺术的光,在那些老实与虔敬的心中差不多有种神圣的意味,足以使他们过着和平的,相当快乐的生活,虽然有些悲哀,——(那也并不冲突,)——虽然非常孤独,而且也受过人生的伤害。他们俩的人品都远过于他们的地位。亚诺先生颇有思想,但既没空闲,也没勇气把它写下来。发表文章或出书都是太麻烦了,犯不上的,那完全是不必要的虚荣。他认为和他敬爱的思想家相形之下,自己太渺小了。他太爱好美妙的艺术品,不愿意再去“制造艺术”,觉得这种志愿狂妄可笑。他以为自己的职务是推广艺术品的流传,所以只管把他的思想灌输给学生:将来他们会写出书来的,——当然不会提到他罗。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舍得买书。穷人总是最慷慨的:他们自己掏出钱来买,有钱的人却以为不能白到手书是有失面子的事。亚诺为了买书把所有的钱都花掉了:这是他的弱点,他的癖。他为之很不好意思,常常瞒着太太。可是他并不埋怨,他也会这样作的。夫妇俩老是有些美妙的计划,预备积一笔款子去游历意大利,——那可永远是梦想了,他们也很明白,笑自己不会积蓄。亚诺很知足,觉得有这样一个心爱的妻子,再加自己勤劳的生活与内心的喜悦也就够了;难道对他会不够吗?他说:是的,够了。他可不敢说出来,要是丈夫有点名气,使他沾些光,把他的生活给照耀一下,让他有些舒服的享受,岂不更好!内心的欢乐固然很美,但外面的光彩也能给你很大的喜悦……然而他一声不出,因为胆小;并且他知道即使他想求名,也没有把握:现在已经太晚了!……他们更遗憾的是没有孩子。这一点,两人也藏在肚里不说,倒反因之更相爱,似乎这一对可怜的人互相要求原谅。亚诺太太心极好,非常殷勤,很乐意和哀斯白闲太太来往,可是不敢:因为人家没有表示。至于结识克利斯朵夫,那是夫妇俩求之不得的:他遥远的乐声早已把他们听得入了迷。但他们无论如何不愿意首先发动,以为那是太唐突了。

住二楼公寓的是法列克斯•韦尔夫妇。这一对有钱的犹太人,无儿无女,一年倒有六个月住在巴黎乡下。虽然他们在这儿住了二十年——(这完全是住惯的缘故,因为他们很容易找一个跟他们的财富更相称的屋子),——却老是像过路的外方人,从来不跟邻居交谈一句话,人家关于他们的事也不比他们第一天搬来的时候知道得更多。这一点可不能成为不受批评的理由。正是相反:他们不讨人喜欢;当然他们也绝对不想讨人喜欢。其实他们的为人倒值得人家多知道一些:夫妇俩都是好人,而且绝顶聪明。六十岁左右的丈夫是一个阿叙利考古学家,为了中亚细亚的发掘享有盛名;像许多犹太人一样,他头脑开通,兴趣极广,绝不以自己的专门学问为限;他平时注意着无数的事:美术,社会问题,一切现代思想界的运动。可是这些都控制不了他的精神,因为他觉得所有的学问都有意思,可没有为了任何一门入迷。他很聪明,太聪明了,太不受拘束了:这一只手建造起来的东西,老是预备用另一只手毁掉;因为他建设得很多,又有事业,又有理论,的确是精力过人。由于习惯,由于精神上需要活动,所以他虽不信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依旧不声不响的,极有耐性的,在学问方面下苦功。不幸他生在有钱的人家,没机会认识为生存而斗争的意义;并且自从他在近东做了几年发掘工作而感到厌倦之后,就没有接受任何公家的职位。但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以外,他还是头脑很清楚的关切当前的问题,关切一些实际而立刻可以实行的社会改革,法国学校教育的改善等等。他宣传思想,倡导潮流,推动那些大规模的文化机构,可是不久他就厌倦了。好几次,人家根据他的论点而发起了一个运动,他却极尽尖刻的批评这个运动,使那般受他鼓动的人大为惊骇。他并非故意如此,而是天性使然;他生来是神经质的,喜欢挖苦的,锐利无匹的目光一看到人物和事情的可笑就忍俊不禁。既然世界上连最好的事,最好的人,在某一角度上看或是在放大镜下看,也难免有可笑的地方,他的嘲弄的心情也就不容易抑制了。这种脾气当然不能帮助他结交朋友。他心里却极想给人家一点好处,事实上也这么做;人家并不感激他;便是受到恩惠的人,因为觉得自己在他面前显得可笑,也不能原谅他。他不能多见人,否则就没法爱他们了。他不是愤世嫉俗的人,也没有那种自信可以当愤世嫉俗的角色。他一方面取笑社会,一方面在社会面前觉得胆小,同时心里还不敢断定社会一定是错的,自己一定是对的。他避免显得和别人过分的不同,竭力想教自己的态度与表面上的见解跟别人一样,可是没用;他不由自主的要批判他们,对一切夸大的,不自然的现象感觉得太清楚了,而且又不会隐藏他厌恶的心理。第一,他对犹太人的可笑,感觉特别灵敏,因为对他们认识更清楚;其次,虽然他胸襟旷达,不承认种族的界限,但别个种族的人往往用这个界限来限制他。——同时,不管行事如何,他和这个基督教的思想界也格格不入。为了这许多原因,他孤傲自处,只管埋头工作,深深地爱着他的妻子。

最糟的是连这位妻子都免不了受他讽刺。他是一个贤德的女人,喜欢活动,愿意帮助人家,老在那里做着慈善事业;性格远没有丈夫的复杂,极有意志,极有责任观念,——这观念虽有些顽固,抽象,可是标准很高。没有孩子,没有什么称心如意的事,没有热烈的爱情:他相当凄凉的一生全部建筑在道德信仰上,这信仰其实只是需要信仰的意志促成的。丈夫善于讥讽的天性,自然把他信仰中间自骗自的成分觑破了,不由得要拿他开玩笑。他的个性是许多矛盾混合起来的。他对责任所抱的观念,标准也不亚于他妻子的,同时又铁面无情的需要分析,批评,不受蒙蔽,把他的道德信仰一片片的支解。殊不知这种行为是毁掉了妻子的立足点,消磨了他的勇气。当他发觉的时候,他比他更痛苦;可是祸已经闯下了。虽然如此,他们俩依旧相爱,工作,行善。但妻子的冷淡尊严的态度,不比丈夫喜欢讽刺的脾气更得人心;既然两人都很高傲,不肯宣布自己做的善事,也不肯宣布行善的意愿,大家就把他们的老成持重认为淡漠无情,把他们的孤独认为自私自利。而他们愈觉得别人对他们抱着这种观念,便愈不愿意设法去破除这观念。犹太人多半是粗鄙冒失的,相反,这对夫妇却为了过于持重——骨子里是藏着许多高傲的成分——而吃了亏。

比小花园高出几个石级的底下一层,住着一个退职的炮兵军官夏勃朗少校,以前是属于殖民地部队的。这个还年轻而强壮的军人,在苏当和玛达伽斯加有过光荣的战绩,不知怎么突然把一切都丢了,住到这儿来,再也不提军队二字,整天翻着花坛,吹着笛子,——可是技巧永远没有进步,——骂骂政治,把他疼爱的女儿埋怨几句。他是个三十岁的女子,不十分美,但很可爱,很孝顺,为了侍奉父亲而没有出嫁。克利斯朵夫凭窗眺望的时候,常常看见他们,当然是更注意那个女儿。他下半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花园里,不是缝东西,便是胡思乱想,或是收拾园子,高高兴兴的和一天到晚叽咕的父亲做伴。他用着安静清脆的声音,和善的语气,回答他的抱怨。他却老是在小径上迈着细步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进去了;他便坐在园子里的凳上,几小时的缝着东西,既不动弹,也不说话,脸上堆着一副渺渺茫茫的笑容。而那一无所事的军官,在屋子里拼命吹着那支刺耳的长笛,或是为了变化一下,笨拙的按着那架上气不接下气的风琴,呜啊呜的,教克利斯朵夫时而好笑,时而气恼,——看日子而定。

所有这些人物,各管各的住在这座花园紧闭的屋子里,吹不到一丝外界的风。唯有克利斯朵夫,因为需要发泄感情,也因为生命力太丰满了,用他那种又明察又盲目的同情心包裹着他们,他们可不知道。他不了解他们,也没法了解。他不像奥里维能洞察人的心理。但他爱着他们,自然而然的能够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地位上。由于神秘的电流作用,他渐渐在心头感觉到,那些咫尺天涯的心灵有些什么暧昧的意识,体会到那个居丧的妇人的痛苦的麻痹状态,知道那教士,犹太人,工程师,革命党人,为了高傲而把思想藏在心里;他眼见信仰与温情的暗淡而柔和的火焰,无声无息的在亚诺夫妇心中烧着,平民出身的工匠天真的想望着光明,军官抑捺着反抗的心,做些毫无结果的事;还有那坐在紫丁香下出神的少女,他也领会到他乐天安命的恬静。但能够参透这些心灵的无声的音乐的,只有克利斯朵夫一人;他们是听不见的,各人都给自己的悲哀与幻梦淹没了。

可是大家都在那里工作:怀疑派的老学者,悲观的工程师,教士,无政府主义者,不管是骄傲的或是灰心的人,全都工作着。屋顶上更有那泥水匠在唱歌。

屋子周围,克利斯朵夫在最优秀的人中也发现同样的精神上的孤独,——即使在结成团体的时候也是如此。

奥里维把他常常发表文字的一份小杂志介绍给克利斯朵夫。它的名字叫作《伊索伯》,借用蒙丹的一段话作为它的箴言:

人家把伊索伯[28]和别的两个奴隶一起送到市场上去卖。买主先问第一个能做些什么:他为了卖弄,把自己的本领说得天花乱坠;问到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回答,甚至还胜过前者。轮到伊索伯的时候,他回答:——我什么都不会,这两位已经把所有的事做完了;他们是无所不能的。

这纯粹是对蒙丹所谓“以知识骄人的自夸自大之徒”的“无耻”下一针砭。《伊索伯》同人中自称为怀疑派的,其实比别人抱着更深刻的信仰。但在群众眼里,这个讽刺的面具当然没有多大吸引力,反而把人弄糊涂了。你要群众跟着你走,非跟他讲些简单,明了,有力,肯定的教条不可。刚强有力的谎言,就比贫血的真理更能讨群众喜欢。至于怀疑主义,只有在骨子里藏着极粗浅的自然主义或是基督教的偶像崇拜的时候,才能使他们惬意。所以这份《伊索伯》杂志的骄傲的怀疑主义只能适应一小部分的人,因为只有这批少数人士才领会到他们坚毅的精神。但这股力量是完全不参加行动的。

他们可不顾虑这些。法国愈民主化,它的思想,艺术,科学,似乎愈贵族化。科学躲在术语后面,躲在它的殿堂里头,比十八世纪时更难接近了,除了对那些已经入门的人。艺术,——至少是尊重自己而尊重美的那种,——也是一样的对人深闭固拒,瞧不起群众。便是对于行动比对于美更关切的作家,重视道德思想甚于美学观念的文人,也有种没法形容的贵族气息。他们似乎要把内心的火焰保持纯洁,而不是把这火焰传递给别人;他们仿佛不求自己的思想得胜,而只求证实。

可是这等作家里头也有从事大众艺术的。在最真诚的人中,有些是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含有破坏性的思想,——那种遥远的未来的真理,也许在一百年或二千年后是有益的,但目前只能折磨心灵,灼伤心灵;另外一批却写些沉痛的,或是挖苦的戏剧,没有幻象的,非常悲惨的。克利斯朵夫读过之后,觉得原来想把自己的痛苦忘掉几小时而来的观众,结果得到这样悒郁不欢的消遣,真是太可怜了。

“你们拿这个给大众吗?”他问:“那才是把他们活埋呢!”

“放心,”奥里维回答,“大众不会来的。”

“他们这才对啦!你们简直发疯,难道要把他们生活的勇气统统拿走吗?”

“为什么?让大众像我们一样知道事物的悲惨面,而仍旧打起精神来尽他们的责任,不是应当的吗?”

“打起精神?我不信。毫无乐趣却是一定的了。而一个人生活的乐趣给拿走以后,他也差不多完了。”

“有什么办法?我们总不能把真理歪曲。”

“可是也不能对所有的人把真理统统说出来。”

“这个话竟是你说的吗?你是永远求真理,自命为爱真理甚于一切的人!”

“是的,为我,还有为那些相当坚强而受得了的人,的确应当给他们真理。但对于另一些人,那简直是残忍,是胡闹。现在我看清楚了,我在本国的时候从来没想到。德国人不像你们这样的闹真理病:他们把生活看得太重,谨慎小心的只看着他们愿意看的事。你们不是这样,所以我喜欢你们:你们是勇敢地,直接爽快的,可是不近人情。你们自以为发掘出一项真理的时候,就得把它摔到社会上去,不问它会不会闯祸。你们倘若把自己的幸福为了爱真理而牺牲,我没有话说,我很敬重你们。但是为了爱真理而牺牲别人的幸福,那可不行!那太霸道了。应当爱真理甚于爱己,可是应当爱别人甚于爱真理。”

“难道因此就应当对别人扯谎吗?”

克利斯朵夫用歌德的几句话回答:

凡是最高的真理,我们只能挑出能使社会得益的一部分来说。其余的,我们只能藏在心里;好像一颗隐蔽的太阳有种柔和的光晕似的,它们会在我们所有的行动上放出光彩。

但这些顾虑不大能打动法国作家的心。他们不问手里的弓射出去的是“思想还是死亡”,或是两者都有。他们缺少爱。一个法国人有了思想,就硬要旁人接受。没有思想,他也同样要人接受。眼见做不到了,他便不愿意再有所行动。这是那般优秀人士不大管政治的主要原因。有信仰也罢,没信仰也罢,各人都深藏着。

有人做过种种尝试,想消灭这种个人主义,组织一些团体;但这种团体大半马上倾向于文学清谈,或者变成可笑的帮口。最优秀的都势不两立,以互相消灭为快。其中有些杰出之士,有精力,有信心,天生能联合与指导一般意志懦弱的人的。但各人有各人的队伍,绝不肯跟别人的合并。他们组织什么会,什么社,发行杂志,所有的德行都齐备,只少一件,就是退让;没有一个团体肯对别的团体让步,它们互相争夺群众,(其实也是为数极少而挺可怜的人,)苟延残喘的存活了一些时候,终于一蹶不振的倒台了,而且并非由于敌人的打击,倒是——(教人看了最痛心的!)——由于自己的摧残。许多不同的职业,——文人,剧作家,诗人,散文家,教授,小学教员,新闻记者,——形成了无数的小阶级,而每个阶级又分化为许多小组,彼此深闭固拒。相互的了解是谈不到的。在法国,无论对什么事都不会全体一致;除非在“全体一致”成为传染病的时候,——这种时间极其难得,而那“一致”往往还是错误的:因为它是病态的。法国无论哪一种活动都受个人主义控制,科学方面是这样,商业方面也是这样,商人们的不能团结不能联合,全是个人主义从中作梗。这个人主义并没有蓬勃的生机,可是顽固,执着,处处退缩。孤独自立,不有求于人,不与人往来,怕相形之下会感到自己的无能,也不愿意孤高自傲的安静受到扰乱:凡是创办“超然的”杂志,“超然的”剧场,“超然的”团体的人,差不多心中全存着这种思想。而创办那些杂志,剧场,团体的唯一的意义,往往只因为不愿意跟别人在一起,不肯为了一桩共同的行动或思想而团结;还有彼此的猜忌或党派间的仇视,使实际上最应当互相谅解的人互相提防。

即使彼此契重的人物为了同一事业而结合的时候,像奥里维和办《伊索伯》杂志的那些同志,他们之间似乎也永远存着戒心,绝对没有流露真情的兴致,那在德国是极常见而极容易使人厌恶的。在这群青年中间,有一个[29]特别吸引克利斯朵夫,因为他有一股惊人的力量,是一个逻辑严密,意志强毅的作家,对道德观念抱着极大的热情,准备把整个世界连他自己一齐为这些观念牺牲;他为此创办了一份杂志,差不多是一个人编辑的。他发誓要向法国和欧洲提出一个纯洁,自由,英勇的法兰西的观念;他深信将来必有一日,大家会承认他所写的可以成为法国思想史上最大胆的篇幅中的一页;——这一点他是想得不错的。克利斯朵夫很愿意对他有更深的认识,和他来往。可是没有办法。虽然奥里维常常跟他接触,也只在有事的时候见面;他们绝对没有亲密的谈话,充其量不过交换一些抽象的思想,实际上也无所谓交换,而是两人在一块儿自言自语,因为各人都把思想藏在肚里。而这还是彼此契重的战斗同志呢。

这种矜持有许多原因,连他们自己都不容易分辨。先是过度的批评精神使他们把各人精神上的不同点看得太明白了,过度的理智又把这些不同点看得太重;其次,他们缺少强烈而天真的同情心,就是说缺少强烈的爱。也许还有别的原因,例如事业的重负,生活的艰难,思想的骚乱,使一个人到了晚上再没精力跟人做些友善的谈话。最后还有法国人不敢承认而老在胸中作梗的那个可怕的心理,以为大家不是同种同族,而是在不同的时代住到法国土地上来的不同的种族,尽管彼此有了关系,却很少共同的思想,——这一点,为了大家的利益原来就不应该常常想到。而最重要的阻碍是太醉心于自由,对它抱着如醉若狂的危险的热情:一个人尝到了自由的滋味,简直会牺牲一切。这种自由的孤独,因为是用多少年的艰苦换来的,所以特别宝贵。优秀人物孤独自处,免得受制于俗人。宗教的或政治的团体威逼你,种种压迫个人的重负加在你身上:家庭,舆论,国家,帮会,党派,学派;孤独便是对这些压迫的反动。倘若一个囚徒要越过二十道高墙才能逃出牢笼,那么,非身强力壮的人绝不能毫无损伤的达到目的。对于一颗自由的意志,这的确是艰苦的考验。但是从这儿经历过来的,就会终身留下苦斗的痕迹和独立不羁的癖性,永远不能跟旁人融和的了。

除了高傲的孤独,还有一种是隐忍退让促成的孤独。法国多少老实人都把他们的慈悲、勇敢和真挚的感情埋藏在心里。数不清的有理没理的理由使他们不愿意行动。在某些人是为了服从,为了胆怯,为了习惯性;在另一些人是为了怕舆论,怕闹笑话,怕抛头露面,怕人家把他们毫无作用的行为说是有作用的。这一个不参加政治的与社会的斗争,那一个不参加慈善事业,因为他们看到做事不认真或没有头脑的人太多了,也因为怕别人把他们看作跟走江湖的与糊涂虫没有分别。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感觉厌恶,困倦,怕行动,怕痛苦,怕丑恶,怕闹笑话,怕出乱子,怕负责任;还有那“有什么用?”的心理,把今日多少法国人的意志都给消磨了。他们太聪明了,——没有气魄的聪明,——他们看到正反两方面的理由。他们缺少力量,缺少生气。一个人生气蓬勃的时候绝不问为什么生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为了生活是桩美妙的事而生活!

那般优秀的人,有的是可爱的普通的优点:人生观很温和,欲望很澹泊,爱家庭,爱乡土,遵守礼教,谨慎小心,不强制别人,不妨害别人,不轻易泄露感情,永远取着矜持的态度。所有这些可爱的动人的特点,在某种情形之下可以和恬静,勇敢,内心的欢乐,并行不悖,但跟法国民族的衰老与贫血也不无关系。

在克利斯朵夫和奥里维的屋子底下,那个四面围着高墙的优美的园子便是小型法兰西的象征。那是一片跟外界隔绝的绿茵。有时,外边的狂风打着回旋降到园里,给坐在那儿出神的少女带来一些遥远的田野和大地的气息。

克利斯朵夫看到了法国潜藏的生机,觉得它不应该让卑鄙无耻的人压迫。沉默的优秀阶级躲在里头的那个半明半暗的境界,使他感到窒息。禁欲主义只有对一般没有牙齿的人才配。他却需要无限的空气,广大的群众,辉煌的太阳,千万生灵的爱,需要把他所爱的人紧紧地抱在怀里,把敌人碎为齑粉;他需要战斗,需要胜利。

“你能这样做,”奥里维说,“你是强者,你凭着你的缺点——(对不起!)——跟优点,生来是为战斗的。你的民族不是一个太贵族的民族,这是你的运气。行动不会使你厌恶。必要的时候你甚至会去干政治!……并且你用音乐写作又是了不得的幸运。人家不懂你的话,你什么都可以说。倘使人家知道你的音乐里有瞧不起他们的意思,有他们否认的信仰,也有对于他们竭力想扑灭的东西不断地颂赞,那么他们绝不会饶你,一定要阻挠,捣乱,使你为了和他们奋斗而把大部分的精力消耗完了,等到你胜利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完成事业的余力,你的生命也快告终了。成功的大人物是得力于别人的误解。人家佩服他们的地方正是跟他们的真面目相反的。”

“唉!”克利斯朵夫回答,“你们可没有认识你们那般大师的懦怯。我早先以为你是孤独的,所以我原谅你没有行动。但实际上你们思想相同的人不知有多少。你们比压迫你们的人强过百倍,你们的价值比他们的超过千倍,而竟甘心情愿对他们无耻的行为屈服!我真不了解你们。你们有着最美的国土,了不得的聪明,又最富于人情味,你们却丝毫不加利用,还让少数的坏蛋把你们控制,污辱,踩在脚下。喂,拿出你们的真面目来罢,怕什么!别等奇迹或是拿破仑来帮你们忙!起来罢,团结起来罢。你们大家都得动员,马上把屋子打扫干净。”

但奥里维耸耸肩膀,无精打采而又含讥带讽的说:“跟他们去火并吗?不,那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有更好的事可以做。我最恨强暴。结果怎么样,我是太明白了。那些一事无成而满腹牢骚的老朽,保王党里的年轻的傻瓜,宣传暴行与仇恨的恶魔,会一起霸占我的行动,加以玷污。你难道要我再喊蛮子滚出去或法国人的法国这一套仇恨的老口号吗?”

“干吗不?”克利斯朵夫说。

“不,这都不是法国话。人家尽管把它们涂着爱国色彩到处宣传也是白费的。那只适用于一般野蛮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是培养仇恨的国家。要肯定我们的民族性,并不在于否定别人或毁灭别人,而是在于把他们同化。不管是骚乱的北方人还是多嘴的南方人,都让他们来罢……”

“还有那含有毒素的东方?”

“连那含有毒素的东方也没关系:反正我们会吸收它,像吸收旁的一样,过去我们吸收的还不多吗?东方表示得意扬扬,我们中间有一部分人战战兢兢,都教我看了发笑。它以为把我们征服了,在我们的大街上,报纸上,杂志上,戏院舞台上,政治舞台上,耀武扬威。傻子!它才被我们征服呢。它滋养了我们,它自己可消灭了。高卢人的胃是强健的;二千年来被它消化的文明何止一个。我们受得起毒药的试验……你们德国人要怕,你们去怕罢!你们非纯粹不可,否则就没法存在。可是我们,主要的不在于纯粹而在于兼收并蓄。你们有一个皇帝,大不列颠也自称为帝国,但事实上真有帝国意味的倒是我们的拉丁民族的性格。我们是世界城的公民。”

“好得很,”克利斯朵夫说,“只要一个民族是健康的,在它年轻力壮的阶段,这一套都很好。但它的精力终有枯竭的一天,那时它就有被外来的巨潮淹没的危险。我们中间不妨老实说,你不觉得这种日子已经来到了吗?”

“这个话人家已经说了几百年了!但我们的历史每次都证明那是多虑。圣女贞德的时代,巴黎一片荒凉,豺狼出没;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受的考验简直数不清!今日的道德沦丧,淫乐无度,志气消沉,社会混乱,我都不放在心上。耐着点性子罢!要生存就得受苦。我很知道将来会有一个反动的潮流,——可是也不见得如何高明,结果也许搅出些同样胡闹的事:而今日靠浑水里摸鱼过日子的人,将来还是会叫叫嚷嚷的做领导……可是那有什么关系?这些运动并不接触到法兰西真正的民众。烂果子不会使果子树跟着烂的。它掉在地下就完了。在整个民族中间,所有那些人是太不足道了!他们死也罢,活也罢,跟我们有什么相干?难道值得我忙忙碌碌,去筑起堤岸,掀起革命来对付他们吗?现在的祸害不是一个制度造成的。这是奢侈带来的麻疯病,是财富与聪明的寄生虫。它们会消灭的。”

“把你们腐蚀了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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