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克利斯朵夫/约翰·克里斯朵夫(校对)第110部分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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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

“我非要更相爱不可。”

于是他们在纸尾画着两个圆圈,表示两人拥抱。随后他抹着眼泪,笑了,把他穿扮得像亨利三世的爱人一般,头上戴着他的便帽,身上披着高领的白坎肩,使奥里维的头活像一颗杨梅。

在巴黎,他们又遇到了亲朋故旧,觉得这些人都跟离开的时候不同了。一听到奥里维来到的消息,克利斯朵夫马上高兴非凡的赶来。奥里维也同样的高兴。可是一见之下,他们都意想不到的发窘。两人都想提起精神来,只是没用。奥里维很亲热,但多少有点改变了;克利斯朵夫很清楚的感觉到。一个结婚以后的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从前的朋友了。男人的灵魂现在羼入了一些女人的灵魂。克利斯朵夫在奥里维身上到处发现这种痕迹:眼睛有些不可捉摸的光彩,嘴唇有些从前没有的褶痕,声音与思想也有些新的抑扬顿挫。奥里维自己没觉得,倒反奇怪克利斯朵夫和从前大不同了。当然他不至于以为是克利斯朵夫改变,承认是自己改变;在他看来,这是跟着年龄来的正常的演变。他还诧异克利斯朵夫没有先前的进步,责备他始终保持着那些思想,那是他以前非常重视而现在认为幼稚与老朽的。因为奥里维的心给一个陌生人占据了,而克利斯朵夫的思想和这个外来的灵魂格格不入。这种感觉在雅葛丽纳也参加谈话的时候特别明显:那时奥里维和克利斯朵夫之间隔着一重冷言冷语的幕。可是大家都竭力掩藏心中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继续到他家里去。雅葛丽纳无邪的向他放几下冷箭,他不以为意。但他回去以后很难过。

到巴黎以后的最初几个月,为雅葛丽纳是相当快乐的时期,所以为奥里维也是的。他先是忙于布置新居。他们在巴西区一条老街上找了一所可爱的小公寓,窗外有一方小花园。家具与糊壁纸的选择足足花了他几个星期。雅葛丽纳拿出全副精神,甚至把热情都放了上去,仿佛他永久的幸福就靠几口旧橱的颜色与形状似的。然后他对于父亲,母亲,朋友,作了一番新的认识。因为他在沉醉于爱情的那一年把他们完全忘了,这一下倒是真正的新发现;尤其因为,像他的灵魂渗入了奥里维的灵魂一样,奥里维的灵魂也渗入了他的灵魂,所以他对旧时的熟人不免用新的眼光来看。他觉得这些人比从前有意思得多。最初,相形之下,奥里维还不如何逊色。把他和亲朋故旧放在一起,双方都相得益彰。他的沉潜韬晦,半明半暗的诗意,使雅葛丽纳在那些只求享乐、炫耀、讨人喜欢的浮华人物身上发现更多的魅力;另一方面,他们可爱而危险的缺点,——因为他是这个社会出身,所以认识得格外清楚,——使他更赏识丈夫的忠诚可靠的心。他喜欢作这些比较,而且喜欢老是比较下去,以便证明他的选择着实不错。——但比较到后来,他有时竟不明白为什么作了这个选择了。幸而这种时间并不长久。甚至他因之感到内疚,而事后对奥里维也比任何时期都更温柔。然后他重新再来。等到他这一套成了习惯,便不觉得有趣了;比较的结果,慢慢地使两种相反的人物不像从前那样相得益彰,而开始冲突起来。他私下想,奥里维倘使有一些他此刻在那些巴黎朋友身上所赏识的优点,甚至于缺点,岂不是更好?他嘴上绝对不跟奥里维提;但奥里维感觉到他用苛刻的目光打量他,心里觉得又不安又屈辱。

虽然如此,他对雅葛丽纳还没失去爱情给他的优势;青年夫妇的温柔与勤勉的生活还可继续得相当长久,要是没有特殊的事故把他们的境况改变,把那勉强维持在那里的平衡破坏的话。

我们这才觉得财神是最大的敌人……

朗依哀太太的一个姊妹故世了。他是一个有钱的实业家的寡妇,无儿无女,全部的财产都转移到朗依哀家里。雅葛丽纳的财富增加了一倍以上。遗产来的时候,奥里维记起了克利斯朵夫那番关于财富的话,便说:“没有这笔财产,我们也过得很好;也许钱多了反而有害处。”

雅葛丽纳取笑他:“傻子!这也会有害吗?何况我们可以不改变生活。”

表面上生活固然照旧。因为照旧,以致过了一些时候,雅葛丽纳抱怨钱不够了;那显然是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了。事实上,收入多了三倍,还是全部花光,也不知花在哪里的。他们简直不懂以前是怎么过活的了。钱像水一般的流出去,被无数新添出来而马上成为日常必不可少的用度吞掉。雅葛丽纳结识了一批有名的裁缝,把从小熟识的上门做活的女裁缝辞退了。从前戴的是不费多少材料就能做得很美的四个铜子的小帽子,穿的是并不十全十美,但反映着自己的妩媚,有些自己气息的衣衫:这些日子现在都完了。周围所有的东西原来都有种温暖亲切的情调,现在一天天的减退。他身上的诗意消失了,变得庸俗了。

他们换了一个公寓。从前费了多少心血,多么高兴布置起来的屋子,显得狭窄难看了。那些反映一个人的心灵的,朴素的小房间,窗外摇曳着清瘦的树影的景致,现在不需要了;他们另外租了个宽大的,舒服的,屋子分配得很好的,可是他们不喜欢而且没法喜欢的,烦闷得要死的公寓。熟悉的旧东西代之以陌生的家具与糊壁的花绸。往事在这儿是毫无地位的。最初几年共同生活的印象从脑海里给扫出去了……对于夫妇,最不幸的是他们和过去的爱情的联系一朝被斩断。因为接着初期的温情必有一个精神沮丧的时期,那时一个人只有靠过去的回忆才能撑持。用钱的方便使雅葛丽纳在巴黎,在旅途上——(现在他们时常旅行了),——接近了一般有钱而无用的人物,和他们交往的结果,使他瞧不起其余的人,瞧不起劳作的人。以他奇妙的接受能力,他立刻和那些贫弱而腐败的心灵同化。要他抵抗是办不到的。一想到人家能够——而且应该——在尽了日常生活的责任之后,在平凡的环境中得到幸福,他立刻表示气恼,认为那是“布尔乔亚的下贱”。他甚至对自己过去在爱情中慷慨献身的行为也不了解了。

奥里维没有力量奋斗。他也改变了。他辞掉了教职,再没有非做不可的作业。他只是写作;生活的平衡因之也有了变动。至此为止,他因为不能完全献身于艺术而痛苦。如今他可以完全献身于艺术的时候,却缥缥渺渺的像在云雾中一样。倘使艺术没有一桩职业维持它的平衡,没有一种紧张的实际生活作它的倚傍,没有日常任务给它刺激,不需要挣取它的面包,那么艺术就会丧失它最精锐的力量和现实性。它将成为奢侈的花,而不再是——(像一批最伟大的艺术家表现的)——人间苦难的神圣的果子……奥里维尝到了有闲的滋味,老想着“一切皆空”的念头,什么也不来压迫他了:他丢下了笔,游手好闲,迷了方向。他和自己出身的阶级,和那些耐着性子,不怕艰苦,披荆斩棘的人,失去了接触。他走进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虽然觉得不大自在,可也并不讨厌。他以懦弱、可爱、好奇的性格,欣然玩味着这个并非没有风趣、可是动摇不定的社会;他不觉得自己已经受着它的熏陶:他的信念不像从前那么坚定了。

可是他的转变不及雅葛丽纳的迅速。女人有种可怕的特长,能够一下子完全改变。一个人的这些新陈代谢的现象,往往使爱他的人吃惊。但为一个不受意志控制而生命力倒很强的人,朝三暮四的变化是挺自然的。那种人好比一道流水。爱他的人要不被它带走,就得自己是长江大河而把它带走。两者之中不论你挑哪一种,总之得改变。这的确是危险的考验:你只有向爱情屈服过以后才真正认识爱情。在共同生活的最初几年中,生活的和谐非常脆弱,往往只要两个爱人之中有一个有些极轻微的转变,就会把一切都毁掉。而遇到财产或环境突然有大变化的时候,情形更危险。必须是极坚强的人或是极洒脱的人才抗拒得了。

雅葛丽纳和奥里维既不坚强,亦不洒脱。他们看见彼此都换了一副模样,熟悉的面貌变得陌生了。在发现这种可悲的情形的时候,他们为了怕动摇爱情而互相躲藏;因为两人始终是相爱的。奥里维可以借正常的工作来逃避,工作对他有镇静的作用。雅葛丽纳却是无所隐遁。他一事不做,老是赖在床上,或是长时间的梳妆,几小时的坐着,衣衫穿了一半,一动不动的在那里出神;同时有种说不出的悲哀一点一滴的积聚起来,像一层冰冷的雾。他固执的想着爱情,没法把念头转向别处……爱情!它作着自我牺牲的时候才是人生最了不得的实物。倘使它仅仅是对于幸福的追求,那么它是最无聊的,最欺人的东西……而雅葛丽纳除了追求幸福以外,不能想象人生还有其他的目的。在意志坚强的时间,他勉强去关切旁人,关切旁人的苦难:可是办不到。旁人的痛苦使他感到一种无可抑制的厌恶;他的神经使他不能看到痛苦的景象,甚至连想都不能想。为了向自己的良心有个交代,他曾经有两三次做了几件好事,结果并不高明。

“你瞧,”他对克利斯朵夫说,“一个人心里想行善,结果反作了恶。还是不做为妙。我的确没有这种缘分。”

克利斯朵夫望着他,想到他偶尔碰到的某个女朋友,明明是自私的,轻佻的,不道德的,不能有真正的温情的,但他一看见人家受苦,不论是不相干的或不相识的,马上会有一种母性的同情。哪怕是最脏的看护工作也吓不倒他:甚至最需要他作克制功夫的照顾,他反而感到特别的乐趣。他自己不以为意:似乎他心里有股模糊的理想的力,在这儿发泄了出来;他的灵魂在生活中别的场合明明是麻痹的,到了这种难得的时间却振作起来了;减少一些旁人的痛苦使他心里非常舒服,那时的快乐差不多是过分的。——这个本性自私的女子所表现的仁慈不能说是德,本性善良的雅葛丽纳所表现的自私不能说是恶;那对两人都是一种精神上的调剂。可是另外那个人更健康。

雅葛丽纳绝对不能想到痛苦二字。他宁愿死而不愿受肉体上的痛楚,宁愿死而不愿丧失快乐的来源:美貌或青春。要是他自以为应该有的幸福不能全部都有,——(因为他对幸福抱着绝对的,荒谬的,宗教般的信仰,)——要是别人有了比他更多的幸福,他就认为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幸福不但是信仰,并且也是德行。在他心目中,苦难简直是种残疾,他整个生活慢慢地都照着这个原则安排。他处女时代为了羞怯,把自己真正的性格用理想主义包裹着;现在这性格显出来了。并且为了反抗过去的理想主义,他对一切都换了一副清楚而大胆的目光。无论什么人或事,必需配合社会的舆论与生活的方便才会受到他重视。他的心情跟母亲到了同样的境界:他也按期上教堂去,不关痛痒的奉行宗教仪式。他不再操心真诚不真诚的问题:有的是其他更实际的烦恼;想到自己小时候那种带有神秘色彩的反抗,他只觉得可怜可笑。——可是他今日注重实际的思想不比他昨日的理想主义更实在,两者都是自己强求的。他不是神明,不是野兽,只是一个烦恼的可怜的女人。

他烦恼,烦恼……因为烦恼的原因既非奥里维不爱他,也非他不爱奥里维,所以他更烦恼。他觉得自己的生活被封锁了,闭塞了,没有前途了;他渴望一种时时刻刻变换的新的幸福,——其实像他这样的不懂得消受幸福,便根本不配有这种儿童式的梦想。他跟多少别的女人,多少有闲的夫妇一样,具备了一切幸福的条件而始终在那里烦恼。他们都有钱,有着美丽的孩子,很好的身体;人也聪明,能够欣赏美妙的东西;倘使要活动,要行善,要充实自己的与别人的生活,条件都齐备,而他们整天的抱怨,不是说他们不相爱,就是说他们爱着另一个人或不爱另一个人,——永远只关切自己,关切他们的感情关系或性欲关系,关切他们自以为应该有的幸福,关切他们矛盾的自私自利,老是争辩,争辩,争辩,扮着爱情的喜剧,痛苦的喜剧,结果竟信以为真……对于这等人,真该告诉他们:

“你们太无聊了。一个人有了多少幸福的条件还要怨天尤人,简直是荒唐!”

同时也应该有人把他们的财产,健康,和一切他们不配有的神奇的天赋,统统剥夺!把这些自己不能解脱的,对自己的自由害怕的奴隶,重新戴上艰难的枷锁和真正的痛苦的枷锁!倘若他们非辛辛苦苦挣取自己的面包不可,他们一定会很快活的吃下去的。而一朝看到了痛苦的真面目,他们也不敢再拿痛苦来玩可厌的把戏了……

可是归根结底,他们的确痛苦着。他们俩是病人,怎么不教人可怜呢?——雅葛丽纳的疏远奥里维,和奥里维的没有羁縻雅葛丽纳,同样是无辜的。他完全保持着天性。他不知道结婚是对天性的挑战,早该料到天性会起来反抗,而自己应当预备勇敢地应战的。他只发觉自己把事情看错了,不胜恼恨。失意之下,他迁怒于他从前所爱的一切,仇视他从前所信仰的奥里维的信仰。一个聪明的女子,比男人更能够在一刹那间凭着直觉体会到那些有关永恒的问题,但要他锲而不舍的抓住就不容易了。抱着这种思想的男人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灌溉它的。女子却拿这种思想来做自己的养料,他吸收它,绝对不创造它。他的精神与感情不能自给自足,永远需要新的养料。没有信仰没有爱的时候,他就从事于破坏,——除非他徼天之幸,能够有那最高的德行:恬静。

从前,雅葛丽纳热烈的相信以共同的信仰为基础的结合,相信共同奋斗、共同受苦、共同建造便是幸福。但这个信心,只有在受到爱情的阳光照射的时间,他才相信;太阳慢慢地落下去,他的信心就像一座阴沉的荒山矗立在空虚的天上;雅葛丽纳觉得没有气力继续他的行程了:爬到了山巅又有什么用呢?山的那一边又有些什么呢?简直是个大骗局!雅葛丽纳再也弄不明白,奥里维怎么会继续受这些侵蚀生命的幻想欺骗;他以为他既不十分聪明,也没多大生气。他在他的空气中感到窒息,不能呼吸;求生的本能使他为了自卫而开始攻击了。他还爱着奥里维,但他要把他的信仰破坏得干干净净,因为那些信仰是他的敌人;讥讽与肉欲都被他用作武器;他把自己的欲望和琐碎的心事像藤萝一般的缠绕他,希望把他做成自己的影子……而所谓“他自己”,不但不知道要些什么,连自己是怎么样的人都弄不清!他觉得奥里维没有成名对他是种屈辱,可不问他的不成名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因为他终于相信,归根结底,一个人有没有出息,有没有才具,是靠名气决定的。奥里维感觉到妻子对他这样的怀疑,不禁大为丧气。可是他竭力挣扎。像他那样挣扎的人,过去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挣扎大半是毫无效果的。在这个势力不均的斗争中间,被女子自私的本能利用来对抗男人灵智的自私的,是男人的软弱,失意,和世故人情,——世故人情便是一个遮掩人生磨蚀和男人的懦弱的名词。雅葛丽纳与奥里维至少比一般的战士高明多了。因为奥里维永远不会欺骗自己的理想,不像普通的男人听任懒惰、虚荣、混乱的爱情驱使,甘心否定自己的灵魂。而且倘若他做到了这一步,雅葛丽纳也要瞧不起他。然而他在那种盲目的情形之下,竭力要毁灭奥里维的力量,不知这力量便是他的力量,是他们两人的保障;他还凭着本能把支持这股力量的友谊也加以破坏。

自从他们得了遗产以后,克利斯朵夫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有点格格不入。雅葛丽纳故意在谈话之间表现的冒充风雅和平凡的实际观念,终于达到了目的。有时他愤慨之下,说些尖刻的话,使对方听了生气。但两位朋友交情太深了,从来不因之有何芥蒂。奥里维无论如何不愿意牺牲克利斯朵夫,同时又不能强制雅葛丽纳跟自己一样;他为了爱情,绝对不忍心使他痛苦。克利斯朵夫看到奥里维的苦衷,便自动引退了。他懂得自己在他们之间周旋不能对奥里维有何帮助,反而会妨害他,便想出种种借口和他疏远;懦弱的奥里维居然接受了,可是他体会到克利斯朵夫所做的牺牲,心里非常难过。

克利斯朵夫并不恨他。他想,人家说女人是半个男人,这话是不错的。因为结了婚的男人只剩半个男人了。

他竭力把生活重新组织起来,希望能丢开奥里维,硬教自己相信分离是暂时的,可是没用:他虽然乐观,有时也很抑郁。他过不惯一个人的生活了。当然,他在奥里维居住外省的期间已经是孤独的了,但那时他有方法可以自慰,想到朋友是在远处,会回来的。如今朋友回来了,却比什么时候都离得更远。一朝失掉了几年来和他的生活打成一片的温情,他仿佛失掉了行动的意义。自从他爱了奥里维,所有的思想都脱离不了朋友。工作已不够填补空虚:因为克利斯朵夫在工作中间惯于羼入朋友的影子。现在朋友对他冷淡了,克利斯朵夫就像一个失去平衡的人:为了恢复这个平衡,他需要另外找一股温情。

亚诺太太和夜莺始终对他很好。但这些精神安定的朋友那时对他是不够的。

他们两人似乎也猜到克利斯朵夫的哀伤,暗中对他很表同情。有天晚上,克利斯朵夫很奇怪的看见亚诺太太到他家里来。这是他破题儿第一遭来看他,神色有点骚动。克利斯朵夫不加注意,以为他是胆怯。他一声不出的坐下。克利斯朵夫为了免得他发窘,便带他参观屋子;既然到处有奥里维的纪念物,两人就不知不觉的提到奥里维。克利斯朵夫很高兴的谈着,绝对不透露他们之间的情形。但亚诺太太不禁用着怜悯的神气望着他,问:“你们差不多不见面了,是不是?”

他以为他是来安慰他的,不由得恼了:他最讨厌人家干预他的事,便回答说:“我们高兴不见面就不见面。”

他红着脸,说:“噢!我那句话并没刺探你们的意思。”

他后悔自己的粗暴,便握着他的手:“对不起。我老是怕人家攻击他。可怜的孩子!他跟我一样的痛苦……是的,我们不见面了。”

“他也没写信给你吗?”

“没有。”克利斯朵夫觉得不大好意思。

“人生多可悲啊!”亚诺太太过了一会儿又说。

克利斯朵夫抬起头来:“不,人生并不可悲。它不过有些可悲的时间。”

亚诺太太隐隐约约用着一种哀伤的口吻又道:“大家相爱了,又不相爱了。可见爱也是空的。”

“已经相爱过就行了。”

他又说:“你为他作了牺牲。要是你的牺牲能够对所爱的人有些好处,倒也罢了。可是他并不因之更幸福!”

“我并没牺牲,”克利斯朵夫愤愤地回答,“即使我牺牲,也是因为我乐于牺牲。这是没有问题的。一个人就是作他应当作的事。要是不那么作,他会痛苦的。牺牲这个字简直荒谬极了!不知是哪些心路不宽的牧师,把一种忧郁的、阴沉的观念,跟牺牲搅在一起。仿佛一定要牺牲之后感到苦闷,你那牺牲才算有价值……见鬼!如果牺牲对你是悲哀的而不是快乐的,那么还是不要牺牲,你根本不配。一个人的牺牲,并非替人做苦工,而是为你自己。如果你在献身的时候不觉得快活,还是去你的罢!你不配生活。”

亚诺太太听着克利斯朵夫,对他望都不敢望。突然他站起来说:“再见了。”

这时他才想起他此来一定有什么心里的话告诉他,便说:“噢!对不起,我自私透了,老讲着自己的事。再坐一会罢,好不好?”

“不坐了……谢谢你……”说完他走了。

他和亚诺太太隔了相当的时间没见面。他既没给他消息,他也不上他家去,也不上夜莺家去。他很喜欢他们,可是怕谈到使他悲哀的事。而且他们那种安静平凡的生活,稀薄的空气,暂时也对他不相宜。他需要看一些新人物,需要关心一件事,或是有什么新的爱情使自己振作起来。

为了排遣心中的愁闷,他又上疏阔已久的戏院去。他觉得,对于一个想观察热情和记录热情的音乐家,戏院是一所极有意思的学校。

这并非说他对法国戏剧比他初到巴黎的时期更有好感。他除了不喜欢那些永久不变的、平板的、火暴的题材,老是分析爱情的那套心理学以外,还认为法国人的戏剧语言也是虚伪的,尤其在诗剧方面。他们的散文与韵文,跟民众的活语言和民众的特性都毫不相干。散文是一种做作的语言,上焉者像社交版记者的笔调,下焉者像粗俗的副刊文章。至于诗歌,恰如歌德所说的:“越是那些无话可说的人越喜欢写诗。”

它是一种冗长的,装腔作势的散文;心中一无所感而勉强制造出来的形象,使一切真诚的人都觉得是谎言。克利斯朵夫并不把这些诗剧看得比靡靡之音的意大利歌剧更高。倒是演员比剧本使他感到更大的兴趣。妙的是作家们都在竭力模仿演员。“要不是把戏子们的恶习做你剧中人物的粉本,那么你的戏上演的时候绝没成功的希望。”从狄特洛写了这段文字以来[63],情形并没如何改变。喜剧演员成为艺术的模型。只要一个戏子成了名,他立刻可以有他的戏院,有他的剧作家,——他们会像殷勤的裁缝一般照他的身材定制剧本。

在这些走红的明星中间,有个叫作法朗梭阿士•乌东的,引起了克利斯朵夫的注意。近一二年来大家都为他入迷了。他也有他的剧本供应者,但他并不只演为他特写的剧本。从易卜生到萨杜,邓南遮到小仲马,萧•伯讷到亨利•巴太依,在他相当混杂的戏码内都可以找到。有时,他也在古典诗剧和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漏脸。可是在这等场合,他比较不自在。不论演什么,他总表现他自己,永远只表现他自己。这是他的短处,也是他的长处。他本人没受到群众注意的时候,他的演技并不受欢迎。但一朝引起了大众的好奇心,他无论演什么就都显得出神入化。事实是一看到他,你的确会忘掉那些贫弱的作品;经过他的生命点缀之下,那些作品都显得美了。克利斯朵夫觉得比他所演的作品更动人的,倒是这个由一颗陌生的灵魂塑成的、女性的肉体之谜。

他的侧影美丽,清楚,像悲剧中人物,可不像罗马女子那么轮廓鲜明。他的细腻的,巴黎人的线条,和约翰•古雄的雕像一般,好比一个少年男子。鼻子虽短,很有姿态。美丽的嘴巴,嘴唇很薄,有一道悲苦的皱痕。聪明的脸蛋,清瘦,年轻,有些动人的表情,反映出内心的痛苦。下巴的模样显出他性格强硬。皮肤惨白、惯于不动声色的脸,照旧像镜子一样反射出他的心灵。头发,眉毛,都很细腻。变化莫测的眼睛,又是灰灰的,又是琥珀色的,闪着或青或黄的光彩,像猫眼。他表面的神态也跟猫一样的迷迷惘惘,半睡半醒,可是睁着眼睛,窥伺着,永远提防着,常常会突然之间发性子,流露出他隐藏的残忍。身材并没看起来那么高,身体也没看起来那么瘦,他肩头和胳膊都很好看,一双手又长又软。衣着和头发的式样都很大方,素雅,不像某些女演员的不修边幅或是过分的修饰,——虽然出身低微,本能上却是一个贵族,——这一点又是像猫,他骨子里还有非常强悍的性格。

他年纪大概不到三十岁。克利斯朵夫在伽玛希那边听见人家谈到他,用粗野的口吻表示对他佩服,仿佛谈论一个很放浪的,聪明的,大胆的女子,极有魄力,极有野心,可是泼辣,古怪,暴烈;据说他没成名以前曾经沦落风尘,得志以后便尽量的报复。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搭火车到墨屯去探望夜莺,一打开车厢的门,发现那女演员已经先在那儿。他似乎非常骚动,痛苦;克利斯朵夫的出现使他大为不快,马上转过背去,老望着窗外。克利斯朵夫注意到他神色有异,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那种天真的同情的神气简直令人发窘。他不耐烦了,把他狠狠的瞪了一眼;他只觉得莫名其妙。在下一站上,他走下去换了一个车厢[64]。那时他才想到是自己把他吓跑的,因此很不痛快。

过了几天,他在同一路线上预备搭车回巴黎,占着月台上那张独一无二的凳子。他又出现了,过来坐在他旁边。他想站起来走开,他却说了声:“你坐下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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